紫 衣 吏

［清］乐 钧

吾乡某翁，贾人也，饶于财而性吝，学者轻之。翁慨然叹曰：“所以不齿于诸君子者，不学故也！我老大，良已矣！我能教子，安见铜臭者之不书香乎？”

其子方七岁，性奇鲁。援师教之，礼隆意盛。师感其厚，训牖百端。十年不能卒一册，虽寻常字义，莫能解也。师不得意，辞去。复请他师，亦未就。

不得已，暂自督之，不使少懈。每夜三更，自携粥及果饵往助其勤，至则书声琅琅，或对书默视。

翁窃幸无师，而其勤如此，虽愚，可教也。后颇闻人言，其子实欺父，每夜假寐，闻父至则觉，父去，则仍隐几耳。翁初不信，细察其故，盖缘住宅与书舍稍隔，未至数十步，有石当道，置未安，翁经其上，辄沓沓作声，子乃闻而觉之也。

其夜，密从他道行，掣棒伺窗外，子果昏睡几上。翁气塞，谓“不肖如此，留之且辱己”，痛决之。夜深无救者，其子竟毙于杖下。翁返内，亦不告其妻。

经两日，将使埋之，忽其子趋入内，叩首翁前自陈：“架上万卷书，已读尽，大人何责之深也？”翁惊其复苏，叱曰：“尔不死，犹敢妄言？”取数册试之，背诵如流，不失一字，皆平生未尝诵及者。

翁喜极，复令出与诸儒试，则皆莫能难，反难诸儒。并角文，文亦莫能及。于是皆惭伏流汗。匍匐称弟子。群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向时轻翁者，皆愿纳交也。

翁详叩其由，子对曰：“是日杖死后，便有两神来，相引至一处，室宇如宫阙，中坐一神如王者。指儿为紫衣吏曰：‘是为某翁子。其父教之颇笃，惜是子太愚，宜为易其心。’吏乃剖儿心出之，别以一心置儿胸，仍引还。故儿得复见天地，书亦无所不记也。”

后举进士，登仕籍，天下仰之。盖吾乡先辈之擅名于世者。以传闻异辞，不能确定其为谁。

——《耳食录》

【赏析】

农耕社会轻商重农，轻利重义，在这块沉积的黄土地上，从来是宣扬读书万能的。自从孔老先生的学生编辑了一部以他的言行为主体的儒家经典《论语》伊始，二千年中国教育至少有三分之二光阴是靠它为批判武器的。天不变则道也不变，据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那么整部的功能呢？难怪读圣人书，有那么大的魅力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孔圣人书，听孔圣人话，才可步步高升，一步一个脚印，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八股奇文，最后在殿试中中进士，当高官。

在官本位为主体的花花世界，大印和乌纱帽是很吸引人的。做官，就是农耕社会最高价值法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官，大官、小官、京官、外官。做官真是大有好处，所以经商者，为求得最大限度利润，也得设法做官。战国末阳翟大商人吕不韦首家独创奇货可居，窃国封侯，威慑六国的事例，实证商和官之间，并非有天然的鸿沟，做官就是经商的大利润。东汉末桓灵二帝在皇宫后门公开卖官时，真是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到了大清王朝，所谓捐官卖官，从七品知县到三品道台的候补官，已成为制度化了。虽然花了些银两，日后补上实缺，就可发大财了。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比做生意风险少，而更能一本万利。这正是商人牟利最佳选择法。

某翁强迫儿子读死书，死读书，可谓用心良苦。其实，某翁之子并非愚鲁，而是少年天性极不习惯于八股文填鸭式的教育法。任何稍有头脑的，开始都是难以适应的。自从朱皇帝发明八股取士模式，为此后中华代代英才脑瓜上戴上了一个束缚思想的金箍圈。出自思想的白纸黑字，统一起落、统一布局、统一格式、统一框架，不得随意发挥，不得自由越轨。如不遵办，必然落第，十年寒窗，一旦化为画饼。时势造庸才，它逼得人们非读懂用通八股不可。此处所谓得自天庭紫衣人换心术，正是换得一颗懂八股爱八股的非人之心。天上和地上都是那么懂得八股取士做官之道理，并非是进步。看来，它正说明了中国社会长期沉浸于封闭、僵化的一大原因。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