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张令

［唐］李 玫

浮梁[1] 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幕，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妪曰：“今五坊弋罗[2] 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奁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泰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诣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贶，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3] 为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氓，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汩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汩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勉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阍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拓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4] 。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闼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

——《纂异记》

【赏析】

以古典小说而论，应该说是唐人小说开始在艺术上得以取得重大进展的，这表现为作家开始主动而深入地观察、认识社会现象，选取题材，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则把传统的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的叙事形式，创造性衍变成了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形象生动的“故事型”小说文体。本篇《浮梁张令》大概是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美学成就的唐人小说之一。

虽然本篇小说不外乎是志怪的一种，但它却没有魏晋志怪的那种阴森可怖，其用意不在于宣扬怪异，而在于“托鬼神以言人事”，即试图以一种清静而批判的叙述视角，塑造出一个在天、地、人三重世界中见利忘义、恶贯满盈的贪官形象。

作者把张令的性格内涵蕴藏在故事本身的结构中，让它伴随着情节、环境的发展变化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作者非常善于剪裁，他只截取了张令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而以其贪财忘义的行动为事件中心，上连天仙，下结鬼神，把天界、地府和人世的三重世界交织在一起，以缩影的方式勾画出人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戴的假面具及假面具下的真实世相。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复杂而难以处理的时空关系，但是小说的叙述者却能有条不紊地以张令的一人一事为基本线索，曲折反复地牵引出许多耐人寻味的戏文来。小说开始时，叙述者仅以寥寥数语点明张令的万贯家财，其他情况则虚晃一笔，从而迅速推动情节朝展示人物内在灵魂的方向演进。作者借助小说中黄衫鬼吏的出现，巧妙地描绘出了官场之间互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交易关系，同时不动声色地记述了浮梁张令行事处世的基本态势。接着，又通过天仙刘纲、地神金天王同张令之间的行贿索贿，进一步挖掘出积淀在人物性格深处的社会内容，利用这一点，作品悄悄地向人们暗示出：整个权力机构的各个层次已陷入黑暗和腐败之中。所谓天仙刘纲不仅公然索贿，而且屡教不改。小说以皮里阳秋的笔法，描写他面对张令的乞求，先故作“神色甚怒”状，一旦有了贿赂，却又微笑说：“关节既到，难为不应。”一下子撕破了神仙之辈道貌岸然的脸谱。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作品的构思来说，都还只是一种细节的烘托和映衬，重要的是，要把这种衬托有机地落实在小说的主角浮梁张令的身上，以便充分刻画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和多重侧面。为此，作者努力按人物的性格逻辑发展，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回旋多曲的悬念结构：当浮梁张令打点好关节，得到了上天延寿五年的判辞后，竟至贪性不改，在东归的路上，又悄悄地替自己算计，原先准备行贿鬼神的二万钱“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觉得这项权钱交易的要价太高，于是顿生悔意，决计弄虚作假，不再践守行贿诺言。不料想，这一次张令机关算尽太聪明，因为翻脸不认账，不到一日，就被追命的黄衫鬼赶上，这一下，可真的“送了卿卿性命”。小说的这一结尾，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恰似画龙点睛一般，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封建官吏中浮梁张令之辈尔虞我诈、贪婪成性、要钱不要命的典型性格特征。富有意义的是，小说的叙述者对此没有发过任何议论，甚至连张令的形象也没有作过具体的描绘，但是他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轨迹和性格逻辑，由内至外，以神统形，依然使张令其人的神情毕现纸上。从小说叙事艺术发展的状况来看，这样的叙述谋略基本上抛弃了对人物浮浅外表特征的描写，而更着意于对人物内在灵魂的精雕细刻，从“人的认识”和“文的自觉”两个方面，保证了小说人物富有精气和生命的立体感，并在叙事美学上，达到了化“神”为“形”的创作效果。

（赵莱静）

注　释

[1].浮梁：今属江西。

[2].五坊弋罗：指皇室为打猎而设置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饲养这些东西的宫人往往在外仗势欺人。

[3].顷：前不久。

[4].偃师：今属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