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书燕
王仁裕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信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1]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
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
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
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
〔注〕
[1]蔑:无。
本文出自《开元天宝遗事》,是书中名篇。文末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其素材当来自张说。
长安女子郭绍兰嫁给巨商任宗为妻,却饱受夫妻离别之苦。丈夫到湘地经商,数载不归。绍兰独守空房,只好向梁间栖燕哭诉衷情。不料燕子真的充当了信使,将绍兰的家书带给远在荆州的任宗。任宗归来后“出诗示兰”,证明燕子传书实有其事。
古代交通极为不便,通讯手段十分落后。家人一旦戍边、经商、宦游出仕,常令举家悬望、阖户不安。其中商人之妇的境遇更为悲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嫁作商人妇”常被当作妇女遭遇不幸的同义语,甚至含有为人抛弃的隐喻意义。绍兰的丈夫虽为“巨商”,然而金钱难以补偿离别的痛苦。夫妻分离数载之后,她不但不知丈夫的归期,甚至连丈夫的生死存亡也搞不清。当一切人世间的联络手段都失去效用时,她只好寄希望于梁间飞燕——她的祈祷居然奏效,这当然只能是人类在自造神话中作自我安慰。
这则梁燕传书的神话,与大雁传书、双鲤传书等许多古老传说一样,透露出人类对突破自身局限、改善生存环境的企盼和渴望。而小说选择燕子作信使,也不是偶然的。燕子在古代传说中是极具灵性的飞禽,与人类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们在檐间筑巢、依人而居,始终是人类最亲近的伴侣。在某些神话传说里,燕子甚至与人类有着某种血缘关系。《诗经·商颂·玄鸟》就记录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描述了简狄吞食燕卵、生下商始祖契的神话。至少在殷商人那里,燕子是他们崇拜的偶像,是殷商民族的图腾。而燕子秋去春来、迁徙万里的习性,又使人们相信它们有着践约守信的品德、传书递简的能力。这大概都是小说选择燕子充当信使的原因所在吧。总之,在华夏民族“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人文心态中,燕子与人早已有着一种盟约和默契。因此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又“飞于膝上”“泊于肩上”,与人亲近无猜时,实在不应感到奇怪。
(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