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伟
李复言
薛伟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殓，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与我觑群官，方食脍[1]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
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脍，遂以告，皆停飧[2]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3]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渔人赵干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某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干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之，皆然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
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空。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4]鱼而健游乎？’傍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快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鲵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城，放怀清江；厌崿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味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干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干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干收纶以出，干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干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5]买鱼，须大者。’干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之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干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见擒，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脍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脍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
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脍，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
〔注〕
[1]脍（kuài）：细切的鱼肉。
[2]飧（sūn）：夕食，约当晚餐。与饔（朝食、早餐）相对。
[3]敕司户仆：敕，命令。司户，县里管理户籍的官吏，上文的丞、尉，下文的纠曹吏，也都是县衙的官吏。仆，仆人。司户仆指张弼。
[4]摄：代理。
[5]少府：即县尉，唐人习称县尉为少府。
这是《续玄怪录》中一篇很有特色，很能反映作者李复言创作个性的作品。约而言之，可有四奇。
幻设与结构之新颖精妙，是它的第一奇。
故事从青城县主簿薛伟生病几乎死去写起。薛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实已处于“假死”或曰灵魂脱离状态。这个灵肉分离、似梦如死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天，整篇小说所述，就是薛伟之灵在这二十天中的遭遇和感受。小说把这虚无幻设、不可思议之事描写得活灵活现，岂不是奇之又奇？因为这段经历只有薛伟本人清楚，所以，小说除开头、结尾各一小段是作者叙述外，基本上都是薛伟的第一人称叙事。让故事中人充当叙述者，而不是由作者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这是小说加强可信度的一种技法。薛伟的叙述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当诸同僚暂停食脍来到他病榻前，薛伟向他们提了一系列问题，所问的都是他在病中无从知晓、甚至那些同僚都不甚了了的事，奇怪的是，他却连细节都清清楚楚。而最令人们震惊的是，薛伟宣布：“向杀之鲤，我也！”——你们刚才宰了要吃的那条鲤鱼，就是我呀——这不能不使同僚们感到诧异，甚至会吓出一身冷汗。一个惊心动魄的问题提出，引出薛伟以下（即第二层）的详细陈述，从而进入小说的主体。这样的叙事安排有先声夺人之势，但又符合生活常理。一开头就抛出一个扣人心弦的悬念，然后从容不迫地解开它，作者的叙事手段相当高明。
故事的主体，薛伟化鱼，特别是他变成鱼身人心后的曲折遭遇，因人鱼时时错位（薛自以为是人，别人看他是鱼）而亦真亦幻，冲突激烈，令读者为之担忧为之焦虑，是这篇小说的第二奇，也是小说之奇的核心。
试想，明明一个大活人，仅仅因为身子发烧，心情烦闷，“恶热求凉”，下水游泳，就于一念之间化身为鱼了，这当然只能是说梦，或从宗教思维中借来的想象，总之是超现实的幻想。然而，作者却一本正经地把它当作真事来讲述着，而在其假定的环境里，还尽量注意事理逻辑，注意细节的真实，从而引人入胜，令读者逐步进入他所营造的虚拟时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小说情节的展开和敷演。
小说所描绘的水中世界是多么有趣呀。当薛伟自语：“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时，旁边就有一鱼说，何必“摄鱼”，就做条真鱼也不难，然后马上就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不一会，一个隆重的仪式举行，河伯的一道诏书，把薛伟接纳到鱼族之中。穿插诏书判文或诗歌于作品之中，是唐传奇的一大特色，可能与作者借以彰显文才的动机有关。这道拟写的骈体诏书，以庄严板正之语致诙谐幽默之效，实在很妙。文中先对薛伟愿从“城居”之民改入“水游”家族表示赞赏，继对鱼类生涯的“双重性”作了预言式描绘：鱼儿们若“恃长波”兴风作浪而使船只倾覆（这里一本正经的夸张，颇可发噱），将“得罪”于幽晦；而若误食饵钩，则自身有性命之虞（这倒是实在的危险），也是有失明智。所以诏书勉励薛伟“无或失身，以羞其党”。这话实乃双关，具有悖论意味，关键是在一个“党”字。薛伟究竟是人是鱼，属于何党，诏书故意含混。若从提醒薛伟不要“得罪于晦”或“见伤于明”来看，是把他看作了鱼党；而所谓“无或失身”又似乎仍视薛伟为人类，强调不要“失身”，可理解为叫他莫变成禽鱼，人变成禽鱼毕竟可羞可怪。但这岂非废话，薛伟此时不正是因为想要化鱼才恭奉诏书的吗？这里的矛盾扞格——薛伟究竟是人是鱼，或者亦人亦鱼——作者是有意说得两可，而与前文“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对看，便当会意，这里已暗伏薛伟最终将还原为人的结局安排。
就这样，薛伟披上了“鱼服”，成了一条“东潭赤鲤”，每天优游于三江五湖，而晚宿于东潭。但好日子总是短暂的，诏书提到过的“味纤钩而贪饵”这件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段也写得生动精彩。鱼身人心的薛伟在饥肠辘辘之际，看到了渔人抛下的钓饵，起初他以人心度量，不屑一顾；接着再以“鱼理”思考，他也深知贪食难免吞钩，故“心亦知戒”。可是他的明智终究抗不过饥火的烤炙，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竟抱着“我是官人”，即使被钓，渔人也会“送我归县”的侥幸想法冒险吞饵，结果当然是被渔人逮住了。这时，他的糊涂想法彻底破灭，无论他怎样“连呼之”，那位渔人毫不理睬。这并不能怪渔人，因为他怎么会想到面前这条大鲤鱼竟是县里的薛主簿呢？这写法很有趣，也很合情理，鱼的喊叫，不管怎么拼命，人又岂能听见？这写法又富于寓意：当你失去了原来的仪形和地位，比如你本是官员现已削职为民，那谁还会再把你当作“官人”看待呢？你的呼喊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东潭赤鲤——薛伟的腮帮子被渔人用绳子贯穿，并被掩藏到了苇叶底下，这情节真叫人又好笑又感慨不已。以下小说对鱼（比喻落魄之人）的呼喊不为人所理解这一细节渲染再三，当非无因。县里的仆役张弼前来买鱼，发现了薛伟变的这条大鲤鱼，薛伟也见到了熟人，于是再一次大声呼喊：“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真是错位得厉害，天真而又可笑，其结果自然是“弼不听”。这一笔犹如国画的皴法，使墨色又加重了一层。
如果说薛伟变鱼是小说情节的第一个转折，那么，他的被钓则是又一个转折，这一转，气氛就从原来的悠闲从容，变得紧张肃杀起来了，因为东潭赤鲤——薛伟面临着被斩杀脍切和被原先的同僚们吃掉的危险。果然，人心鱼身的薛伟被提到县衙，他看到了同僚们，少不得又是一阵大声疾呼，可是照旧“略无应者”，只听同僚们说道：好大一条鱼，怕有三四斤哩！鱼出奇的大，使他们更迫切地想享用这条大鱼。
小说写到这里，来了一个小停顿，作者的细心充分表现出来。他要再给薛伟一次呼救的机会，也再渲染一次呼救无效的急迫感。张弼报告，那渔人起先竟把大鲤鱼藏在苇叶下，而想拿小鱼应付差事。县尉裴竂（因排行第五，故称裴五）大怒，把渔人打了一顿。从抓渔人来，到施以鞭挞，总需要一点时间，在这当口，薛伟再次“叫诸公”，而且是“大叫而泣”：“我是公同官，今而见擒，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这次叫喊的寓意更明显：官场中人，一旦犯事倒霉，陷于绝境，昔日的同僚大约总是援手者少，而“促杀”者多，仁不仁，又有谁理会。这一笔推宕，使小说情节多一波折，也使对世态炎凉的揭示更其深刻。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直到被送上砧板，也就是断头台，鱼身的薛伟还发出过最后一次愤怒的呼喊。他对着刽子手叫道：“你本是我常使唤的做鱼佣人，为什么竟要杀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情况向官人们说明白！”可是，有什么用呢？那刽子手“若不闻者”，手起刀落，薛伟的鱼首便和身子分离了。小说再次借着人只见鱼嘴动而听不到声音，喻示呼吁无效、沟通困难，喻示人间真相无从告白、冤屈无从申雪的苦恨，以及“昨日为友，今日为仇”乃至“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凡此种种均富含悲剧意味。
幸好，这毕竟只是一个梦。鱼头落地之际，也正是人身复苏之时，而且薛伟对自己一番奇遇的陈述，终于唤醒了几位同僚的良知，使他们“心生爱忍”而“终身不食”鱼脍。这个结局显示作者还不想把世间的事看得太坏，给自己，也给读者留下一点希望，一点光明。
在一个离奇幻设的故事之中，寄寓着对当时世态人心的含蓄针砭，并且作者的深意和爱憎倾向不是直接明白地说出，而完全是通过情节的展示和人物的话语予以自然表现，从而使小说具有颇高的审美价值，显示出唐传奇创作的成熟，这应该说是《薛伟》这篇小说的第三奇。
对于本篇的寓意，我们在上面的评述中已随处点明。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这篇小说思想背景和内涵的复杂性。作者对薛伟化鱼经历的描写，使人们感到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然而，佛耶，道耶，又并不是一回事。有人将小说视为道家思想之流露，明人冯梦龙创作拟话本，就把《薛伟》掺合了《神仙传》里的李八百故事写成了《薛录事鱼服证仙》，突出一个“仙”字，全篇洋溢着浓厚的道教气息。而近人汪辟疆则认为《薛伟》“此事当受佛氏轮回之说影响，李复言遂演为此篇，宣扬彼法”（《唐人小说·薛伟》篇后叙）。若从故事所含蓄显示的灵魂不灭、人鱼转生和珍惜生命、禁食荤腥（倘若杀生，就有可能害及友好甚至亲人）等意念来看，佛教气息也确乎不淡。两种看法不同，正与《薛伟》思想内涵复杂有关。依我们看，本篇思想究属谁家，或是实乃两家互融互渗的产物，不妨见仁见智，无需统一说法。而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一个奇妙之处。
最后，李复言所作小说，还有一个奇处，就是往往采用别人写过的题材进行再创作，而能使小说的艺术境界更上一层楼。像他的《尼妙寂》取自李公佐《谢小娥传》，《杜子春》取自《大唐西域记》的烈士池故事，均能别出心裁，有所创新。《薛伟》则似乎与戴孚《广异记》的《张纵》篇有关，而内容更为丰富，笔致更为曲折，且自然妥帖地赋予小说以深刻的寓意。《续玄怪录》的这个奇特之处，以前注意得不够，却是很值得仔细研究的。
（董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