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社娘传
沈辽
吴越王[1]时,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丽善歌舞。性甚巧,其以意中人,人辄不自解,盖其夭媚者出于天资。乾兴中,陶侍郎使吴越。陶文雅酝藉[2],有不羁之名。神宗深宠眷之。王知其为人,使使谓社曰:“若能为吾蛊使者,我重赐汝。”社即谢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得之,必假王宠臣使我居客馆,然后可为也。”王许诺。即诈为阍者女,居穷屋,服弊衣,就门中窥使者。使者时行屏间,社故为遗其犬者,窃出捕之,悚惧迁延户傍。陶一顾已心动。
其莫[3],出汲水,驻立观客车骑甚久。陶复觇之。然而社未尝敢少望使者也。明日,王遣使劳客,乐作,社少为涂饰,杂群女往来乐后以纵观。陶故逸荡其怪,既数目社,因剧饮为欢笑。会且罢,使者休吏就舍。是时客使左右非北吏多知其事。吏既出,使者独望厅事上,社缪[4]为不见使者,复出汲水,方陶意已不自持,乃呼谓社曰:“遗我一杯水来。”社四顾已为望见使者,乃大惊,投罂瓶,拜而走。陶疾呼谓社曰:“吾渴甚,疾持入来。”社为羞涩畏人,久之方进。使者曰:“汝何为乃自汲?”颏动不应。复问之,社又故作吴语曰:“王令国中有敢邀使客语者,罪至死矣。”陶曰:“汝必死,复何惮我也?令汝不死。”乃强持其手曰:“我闺中故静,我与汝一观。”社固辞不敢,即强引入闺中,排置榻上,曰:“敢动者死!”社即佯噤不敢语。陶即出呼吏,喜曰:“持烛来。”吏进奉烛,烛来已具,吏引阖其门而去。社曰:“我贱,不可,我归矣。”比其就寝,甚艰难。已而昼漏且下。社曰:“我安从归?”陶曰:“我送汝矣。然明日复来,我以金帛为好也。”社曰:“我家贫,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我生平好歌,为我度曲为词,使我为好足矣。”陶许诺,乃为送至其家,然尚不知其为倡也。使者明日见王,王劳之,语甚欢。
既还馆,为作歌自歌之。歌曰:
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几夜眠,别神仙。琵琶拨断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是夕,书以赠之。明日,王召使者曲宴于山亭,命倡进,社之班在下,其服之褒博,陶颇不能别也。王既知之,从容谓陶曰:“昔称吴越之女善歌舞,今殊无之。未知燕赵之下,定何如也?”陶曰:“在北时闻有任氏者,今安在?”王曰:“公孰得之?”陶曰:“久矣。”王乃使社出拜,陶熟视而笑,知其为王所蛊也,亦不以为意。而社遂歌其词,饮酒甚乐。社前谢王,王大悦,赐之千金。
明年,北使来,请见社于王。王命社出。使者曰:“昔谓何如,今乃桃符[5]。”社应声曰:“桃符正为客厉[6]所畏。”使者不悦,已而又嘲社者:“社如龟[7],何客不钻?”社曰:“客兆得游魂,请眂[8]其文。”使者大惭。明日,王赐千金。后社之家甚富,既老矣,将嫁为人妻,乃以其所居第与其橐中金百万为佛寺在通衢中,自请其榜于王。王赐之名,所谓仁王院者也。至于今,其寺甚盛。
余初闻乐章事,云在胡中,盖不信之。然其词意可考者,宜在他国。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言其始终,颇异乎所闻,因为叙之。寺为沙门者多倡家,余所知凡数辈。
〔注〕
[1]吴越王:钱镠(907—978)。
[2]酝藉:同“蕴藉”,宽和有涵容。
[3]莫:即“暮”,傍晚之意。
[4]缪(miù):假装。
[5]桃符:指桃木板上画的神荼、郁垒二神。比喻社娘像桃符所画神怪一样丑陋难看,为谑笑之语。
[6]厉:恶鬼。
[7]龟

[8]眂:同“视”。
本篇出自《沈氏三先生文集》。
小说叙述了江南名姬任社娘与陶侍郎之间的一段情缘,虽涉及男女之事,却算不得婚恋故事。相反,小说从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悲剧。
任社娘出身娼门,“妙丽善歌舞。性甚巧,其以意中人,人辄不自解,盖其夭媚者出于天资”。然而封建社会中红颜多薄命,美貌、才艺、青春并没有给任社娘带来什么幸福归宿,相反令她沦为他人利用的工具。
为了笼络、巴结奉旨巡使吴越的神宗宠臣陶侍郎,吴越王想出了一条美人计,任社娘便被推到了这宗计谋之前。吴越王派人对她说:“若能为吾蛊使者,我重赐汝。”王命沉重,远非一个歌妓所能拒绝的。没有任何选择和反抗,甚至连一点为难之色都没有流露,任社娘所拥有的青春、美貌、情感及才华便在这场性贿赂交易中被作为最佳礼物奉献出去。
带着吴越王的旨意,她开始接触陶侍郎。初时,任社娘隐瞒了自己娼门中人的身份,以贫女面目多次出现在陶侍郎的眼前,引起他的注意。在这一过程中,任社娘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分寸尺度,既展示了少女的美好姿容,又流露着良家女子的守礼与持重。果然,陶侍郎不但发现了她,而且为其所吸引,难以自持。相处数日,陶侍郎并没有弄清她的背景,临别以金帛相赠,任社娘婉言谢绝,唯求陶为她“度曲为词”。当真相大白之际,陶侍郎知道自己中了吴越王的美人计时,“亦不以为意”。陶侍郎心满意足地回京复命,吴越王媚上目的达到,而任社娘的恋情在权力与美色的交易中毁灭了,她依旧寄生娼门。
古代文艺作品多写士人与青楼相爱题材,种种姻缘,结局各异,其中不乏生死相依,也有女子藉此脱却娼籍,改换门庭。相比于任社娘的故事,它们均显得浪漫、虚幻,不尽合于现实,那些故事中更多地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试想真正对一个风尘女子动以真情,并有始有终的士大夫能有几人?
故事中的陶侍郎亦不例外,从始至终,他对任社娘的迷恋仅仅是因为对方的美貌,一旦思慕之心得以实现,感情也就淡薄下来,因此这是一桩谈不上相爱的情缘。虽然陶侍郎在送任社娘的词中也表达了“只得邮亭几夜眠,别神仙”的几许无奈与怅惘,但终究没有动真心,仅流于官宦要员的逢场作戏罢了。北归之际,陶侍郎眼中、心里已经没有任社娘的影子了。
小说的结局提及北使南来,“北使”为谁?文中无明示,有人认为北使即是陶侍郎,也有人提出“北使”另有其人。但笔者以为,无论“北使”是否陶侍郎,这一人物的出现均强化了任社娘的悲剧意味。此人显然知道社娘的娼妓身份,遂言词轻佻地调戏社娘,遭拒后,使者不悦,嘲笑社娘曰:“社如龟,何客不钻?”在他看来任社娘不过是一种性的工具而已,有什么资格拒绝?故其言辞之间极具侮辱之意。社娘虽暂且保全了自己的身体,但却难以抚平精神上的创伤。后来社娘年暮色衰,嫁为人妻,倾其所有建造佛寺,也许她希望佛祖能赐她一个自由、尊严的来生吧!
小说通过任社娘的经历暴露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良家女子尚有薄命者,何况任社娘这样的烟花女子?不幸生于娼门,她已无人格而言;但更为不幸的是生为弱女,更无自由而想,一生命运操于他人之手,容貌与才艺仅使她们免于冻馁,至于她们的心灵感受和精神需求是无人问津的。
(柳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