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将大车诗经》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对比、兴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定义和界说，论者的见解比较明确，趋于一致，然而一涉及具体作品中比、兴运用的寓意及其作品主题思想的联系，却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本篇即为一著例。此诗首章前两句“无将大车，祇自尘兮”（下二章前两句与此意思相同），前人就有不同的解释。郑玄《笺》云：“鄙事（指将大车）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此申发《毛诗序》“大夫悔将小人”一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小人扶进大车而尘及己，君子扶进小人而病及己也，故以为喻。”认为此诗是用比。朱熹《诗集传》则说是“兴”，云：“此亦引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言将大车而尘污之，思百忧则病及之也。”因讥《毛诗序》“不识兴体，而误以为比也”（《诗序辩说》）。朱熹之说在近现代较有影响，有学者认为此诗系“劳者歌其事”之作，盖本其说。依朱熹的理解，此诗的“将大车”和“思百忧”当是叙写平列的两事，姚际恒《诗经通论》驳之曰：“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然观其章法文意，前两句言“将大车则尘污之”与后两句言“思百忧则病及之”，文虽平列，义实有主从之分。诗人所歌并非“将大车”其事，只不过借此以明思忧自病这层意思，章旨在后两句，前两句乃是作为这一抽象旨意的一种具体形象的说明而已。

按比、兴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前人所谓“兴而比”“比而兴”的情况，在《诗经》的创作实际中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比、兴可视为一体，混同无别。一般说来，兴是触物以起情。这种由外物触发诗人感情的思维活动，大都是具有直觉感性性质的形象思维，不必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比，是比方于物，借物为比，诗人已有某种思想情感借另一种有相类似特征的事物拟状表述出来。而这种“借物”的思维活动本身就含有“理性的思索”。《汉广》有章前四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下者有“不可”两字，与本篇“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疧兮”章法略同。但《汉广》篇诗人对“汉有游女”的恋慕深情，当是由“南有乔木”这一具体的形象引发的，是触物起情。休于“乔木”和追求“游女”本身无必然联系，它们在诗中通过诗人的感情为纽带产生了一种意蕴丰美、具有某种暗示性的特殊联系。从其表现手法的主要特征而论，还是应当属于“兴”。《无将大车》这四句意思的表达，则有不同，诗人似是先有“思百忧则自疧”这一想法，然后再借“将大车而自尘”这一事物形象地表述出来。诗人未必亲见“将大车而起尘”这一具体事物，然后感其事而生思，即便诗人亲见其事，但在诗中所描绘的并非事件的本身情形，而是“无将大车，祇自尘兮”这种带劝诫意味的告谕，明显是经过所谓“理性的思索安排”的。它与《汉广》的表达形式在性质上有显而易见的区别。因此，郑玄、王先谦说《无将大车》篇是用比喻，应当是确切的，尽管他们对这一喻意的诠释迂曲难通，使人感到十分牵强附会。

明白了此诗所用的比喻手法，全篇意思就很清楚了。诗中“将大车”一喻，含义并不复杂。大车，是古时一种“平地任载”的牛车，倘若不用牛来拉而用人力去推，不管任何人，或“小人”，或“君子”去推，都将是徒劳无功的，岂但徒劳，而且会弄得自身满是尘垢。其喻义显然在奉劝人们不要去干那些力所不能及的蠢事。在诗人看来，“思百忧”就同“将大车”一样，都是徒劳无益反自寻病累的愚蠢行为，既然如此，那与其作茧自缚地纠缠于“百忧”之中，倒不如从中超脱出来，无思大虑，落得个自在逍遥。诗中所说的“百忧”，指的是感时伤世之忧，是遭际坎坷落魄之忧，还是百年身世之忧等等，语焉不详；诗人作为此篇是自宽自解，还是奉劝他人之言，亦觉模棱两可。但这种语意的含混和模棱两可，并不会影响读者对诗意的理解，反能调动读者的想象。然诗中反复提到“百忧”，似乎又在暗示其忧之深重。观诗人之言，颇似达观，“乐天知命”；复又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全诗一意演为三章，且首尾两章隔句用一“兮”字，长吁短叹，又像有难言之隐。方玉润寻其言外之旨云：“（诗人）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无聊时也”（《诗经原始》），是耶？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