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桃杀三士

《晏子春秋》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1]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2]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曰：“已死矣。”公敛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

〔注〕

[1]勍（qínɡ）敌：实力强大的敌人或对手。亦作“劲敌”。

[2]（jiān）：三岁的猪，亦泛指大猪。

本则故事流传甚广，它所包含的人生哲理，足以引发人们的思考。三国时的诸葛亮在《梁父吟》中云：“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应该说，晏子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导演者，而引发这场悲剧的起因，则在这三位壮士的恃功而骄。

三位壮士服侍齐景公，均以勇力搏虎而闻名，也以功高盖世而自许，为此而渐渐滋生了傲慢无礼的心理，外化为睥睨一切的举动。因为“无礼”，便藐视了等级社会中君君臣臣的伦理纲常，违忤了人臣所应尽的最起码礼节。若推而广之，便很可能危及专制政体的长治久安。这些，正是晏婴设计加害他们三人的根由。晏婴作为服侍过齐灵公、庄公、景公的三世老臣，一生以关心民事、节俭力行、尽忠尽礼而自命，认为“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把礼的作用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行动上，他也身体力行：平时走路用“趋”步，即小步快走以示恭敬之意；在景公面前，也常常“修礼以侍”，与三位壮士的见之而“不起”，形同天壤。由于晏婴把三位壮士的无礼行为，上升到治国、禁暴的高度进行分析评判，便得出了三人不除，家国难安的结论，进而亲自导演了“二桃杀三士”的伦理悲剧。可悲的是，三位壮士一方面已经识破了“智者”的计谋；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勇”“义”的美名，竟也宁愿“杀身以成仁”，因为在他们眼里，“名”比“实”更为重要。

故事以颇为悲壮的笔调，记述了三位壮士“计功分桃”的过程：公孙接的“搏而再搏乳虎”，田开疆的“仗兵而却三军”，古冶子的为保护君主而“入砥柱之流”以杀鼋，其勇武与功勋确实非一般勇士可望其项背。但一旦“计功食桃”，便落入了“夸其声”的“不义”和“取桃不让”的贪鄙状态，而不义和贪鄙之名声，又恰恰淹没了他们所孜孜以求的“勇”“义”之美名。于是，为了保存所谓的“仁”“勇”“义”“节”，他们终于一个个自刎而死。应该说他们是落入了晏婴所设的圈套。唐李白《梁甫吟》云：“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清程先贞《还山春事》云：“王君自醉竹榻间，三士谁怜桃下坟？”都是既表达了对三勇士的同情、哀怜，又为他们的不智而叹惋。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仁”“勇”“节”“义”之类的伦理纲常愚蠢有毒的一面；又可以体会到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文人、武士生命在阴谋者面前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

（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