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璘传
裴铏
贞元[1]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2]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鹾贾[3]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栌,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
物触轻舟心自知,
风恬浪静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
拾得红蕖香惹衣。
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旦,东西而去。
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蕣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
纤手垂钩对水窗,
红蕖秋色艳长江。
既能解珮投交甫[4],
更有明珠乞一双。
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又。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
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韦姝诗二首,曰:
湖面狂风且莫吹,
浪花初绽月光微。
沉潜暗想横波泪,
得共鲛人相对垂。
又曰:
洞庭风软荻花秋,
新没青娥细浪愁。
泪滴白君不见,
月明江上有轻鸥。
诗成,酹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
后三年,德璘当调选,欲谋醴陵[5]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6]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到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觐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
昔日江头菱芡人,
蒙君数饮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为报,
珍重长沙郑德璘。
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
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注〕
[1]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4)。
[2]松醪春:唐代一种名酒,唐人喜以“春”为酒命名。
[3]鹾贾:盐商。
[4]交甫:指郑交甫,据汉刘向《列仙传》:郑交甫在江汉之湄遇江妃二女,心悦她们的玉佩,二女解而赠之。这就是“解佩投交甫”的典故。
[5]醴陵:即今湖南醴陵市。
[6]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市。
本篇是晚唐小说名家裴铏所著《传奇》中的一篇,但《太平广记》卷一五二定数类收此文,谓出《德璘传》,而不说它出自《传奇》,可见本篇在唐宋时曾作为单篇独立存在过。
《传奇》是一部小说集。裴铏是文学史上第一个用“传奇”来称小说的作家。我们习惯上称为“唐传奇”的文学体裁,原先并没有这个类名,而是每篇单独命名的,如《莺莺传》《李娃传》《南柯太守传》,用“传奇”来称这样的短篇创作小说,确实是在裴铏写了《传奇》之后的事。
《传奇》原有三卷,宋时尚存,后来有所散佚,清人和今人辑得三十余篇,大致面貌遂可窥见。综观这部小说集,人们能够发现,它的题材范围较广,涉及不少历史传说和地方风物;人物类型较多,除官吏文人、僧道处士、后妃妾侍外,还有武将侠客;有些篇章除一般演述故事外,还有较为深广的寓意,如《马拯》篇前半写人与虎僧的搏斗,已寓“虎蒙佛面,害人更剧而不觉”的警世之意,后半写大批被虎所食的伥鬼又为虎帮凶,更是对本身被毒害被欺骗又反过来害别人的愚众的当头棒喝。但是,在本书中所占比重最大、最能体现作者艺术手法和风格的,还是人神(仙、鬼)恋爱遇合故事,像《裴航》《封陟》《文箫》《萧旷》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名篇,《郑德璘传》也是很精彩的一篇。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书生的奇遇。在往还洞庭湖的旅次,郑德璘结识了一位以卖菱芡为生、“虽白发而有少容”的老叟。而一次在江夏(今湖北武汉)黄鹤楼下泊舟时,他又与邻舟之女韦氏相悦,并题诗红绡赠之,韦氏接诗甚喜,把这段红绡系在臂上,无比地爱惜。不久,因湖上风波,韦氏女所乘的船翻沉。郑生得到消息,哀痛不已,做了两首悼诗,酹祭后投入湖中。他的一片至诚,感动了水府的使者,遂把他的悼诗呈给洞庭府君。这位府君其实就是那位卖菱芡的老头,他出于友谊,又因郑生将会担任岳阳县令,洞庭正在他的管辖之下,决定帮助郑生,就下令让韦氏复活,并将她一直送到郑生船旁。他们幸福地结合了,但始终不明白究竟是谁帮了他们。这是故事的上半段,是一个情节颇为曲折而浪漫气息浓郁的爱情传奇。
在这段故事的叙述中,作者下功夫描绘韦氏的美艳和郑生的才情,将才子佳人相悦相爱的心理与举动刻画得相当细腻,如小说写韦氏爱才而并不懂诗,收到郑生的红绡题诗后,珍爱有加却又无从回报,情急之下就用女友所抄的一首诗权作回赠。这一描叙非常贴切地画出了一个文化不高而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又极为巧妙地留下了一条伏线,为篇末的照应作好了准备。在这一段,作者的创作功力还表现在叙事有条不紊,该叙的叙,该留的留,引导读者跟着他的叙述兴味盎然地往下读。如写洞庭府君,只说他棹舟而鬻菱芡,白发而少容,语多玄解,能饮,饮郑生好酒而并不愧谢等等。这些都很具象,究竟为何如此,作者并不急于揭晓,但能使人觉得这老头不简单,产生恐怕有些来头的疑问,而这就是一个悬念。到水府解救韦氏的一段,还是故意不把洞庭府君和卖菱老头联系起来,作者很沉得住气,读者在猜测中也增添了阅读的趣味。再者,韦氏和邻舟女同舟笑语,夜闻江上秀才吟诗,邻女将诗抄录在红笺上,既写了少女的生活和情怀,在结构上又有上述的伏线作用,同时也为韦氏对郑生的回赠作了必要的准备,可谓一举三得,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于此可见。
小说的后半,主要是各个悬念的揭晓,但有两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对官员作威作福的警示和诫劝。二是对命运自有定数观念的渲染。这两点今天看来,似可有一正一负的评价,然而都是当初作者有意之所为。第一点,当郑生真的做了巴陵令,迎妻上任之时,船至洞庭逆风难行,韦氏作为官太太对挽船民工颇作威福,见一个老人稍有懈怠,便“怒而唾之”。但这人恰好就是洞庭府君(因为没有揭晓,韦氏起初也没看出来),他愤怒地说:“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这才吓得对他改容礼拜。洞庭府君——挽船民工的这番话,在小说的特定情境中是有具体所指的,但读者却不妨将其意扩而大之,理解为是一般老百姓在对统治者说:你们靠我们的贡献而活着,不以为德,反而要来辱骂迫害我们吗?小说作者也许并无如此明确的意识,但看他让韦氏立刻感悟,改变态度的写法,则可以推知他是不满于当官的对老百姓恩将仇报,而主张对老百姓好一些的。第二点,结合故事悬念的一一揭晓,作者把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归为定数。这既是对一系列事件因果的解释,也是出于收束故事以完篇的需要。如秀才崔希周的诗被邻船之女抄在红笺上,又借韦氏之手传递到郑生那里,为他俩的定情和姻缘奠定基础,一些偶然的事件促使婚姻定数得以实现;再如郑生之结识洞庭府君,又注定要为巴陵令,而其妻之命为洞庭府君所救,且上任之际一定要在洞庭湖上相遇,等等,这些也是一种定数。定数观念也许是古人曾坚信过的,今人已很难再认同。今日我们主要是欣赏他的小说结构艺术,看他如何把散见的故事线索和悬念在篇终前一一收拢,做到滴水不漏,至于定数观念,只需付之一笑就行了。
(董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