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中记

沈既济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1]道中，息邸舍，设榻施席，摄帽弛带，解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亵，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言讫而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黄粱为馔，共待其熟。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2]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3]。应制^[4]，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5]。生性好上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领河南道采访使，征为京兆尹。是岁，神武皇帝^[6]方事戎狄，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7]，而节度使王君^[8]新被杀，河湟^[9]震动。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10]以颂之。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中令嵩^[11]、裴侍中光庭^[12]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州^[13]。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五子，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14]。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殁，上疏曰：

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贻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耄。弥留沉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

诏曰：

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沉痼，良用悯恻。今令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

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15]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注〕

[1]邯郸：地名，在今河北省。

[2]清河崔氏：清河为崔氏郡望，清河崔氏为唐著名大姓。

[3]释褐（hè）秘校：褐为麻布衣。释褐，脱去布衣，指入仕做官。秘校，秘书省校书郎的简称。此谓卢生科举及第后入秘书省做官。

[4]应制：应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出题选拔。

[5]迁陕牧：指升迁为陕州刺史或陕西观察使之类以“牧民”为职的地方长官。

[6]神武皇帝：指唐玄宗，他于先天二年十一月上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

[7]瓜沙：瓜州和沙州，辖境在今甘肃酒泉、敦煌一带。

[8]王君（chuò）：唐河西节度使，开元十五年（727）遭回纥人袭击，被杀。

[9]河湟：黄河与湟水之间的地区，在今青海一带。

[10]居延山：指居延泽附近的山，在今甘肃额济纳旗一带，汉初为匈奴聚居处，唐时为属地。

[11]萧中令嵩：指中书令萧嵩，中书令是中书省长官。

[12]裴侍中光庭：指侍中裴光庭，侍中为门下省长官。

[14]左襄：唐时一种官职的俗称，可能指左补阙、左拾遗之类官。

[15]窒（zhì）：遏止。

本篇《文苑英华》录载。

此作是唐传奇早期名篇，作者沈既济，约生活于唐代宗至德宗时代。为宰相杨炎赏识，被荐为官，由协律郎而左拾遗、史馆修撰，在当时以史才著名。后因杨炎在政坛失势而遭贬谪，数年后才被任为礼部员外郎，并终于此位。

也许因为饱尝和熟知政坛官场的险恶，《枕中记》表现出对仕宦之途的深刻失望和厌倦。这篇小说利用了前人创作中的某些因素和大体框架，加入大量唐代生活内容，并将其充分小说化，成为一个全新的作品，其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大大超过了前人。

南朝宋人刘义庆所编《幽明录》有个焦湖庙祝的故事，写到庙祝有一个神奇的枕头，枕上有条小缝，人着此枕，便会进入小缝，去到另一个世界，实现自己好婚美宦的愿望。当然，梦醒之后，是一切皆空，在面前的仍然是那个有条小缝的枕头。

《枕中记》的构思显然与焦湖庙祝故事有关，但敷演得更为自然细腻、有声有色。作为创作主体，沈既济已超越了以往作家单纯记录的模式，发挥了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以致把自己的生活感受、遭际经历和个性气质都熔铸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小说中最早出场的人物是道士吕翁，作者把他设计成一个“得神仙术”的老者，他的形象是“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俨然一个有道高人。他与卢生偶然相会于邯郸道上的旅舍中，在请卢生入枕做梦之前，二人有一番对话作为导引和铺垫。卢生因“衣装敝亵”而叹息，吕翁却说他身体“无苦无恙”，够舒适的了，由此引出卢生对志向的阐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而卢生的这一心声，正是发生以下情节的根本推动力，有此一笔，就把小说描写的整个事件放到了较高的思想起点上，为加强卢生理想破灭时心灵震撼的强度作好了准备。等到吕翁拿出枕头来，小说又对枕头和卢生入枕过程描写道：“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凡此种种都是焦湖庙祝故事所没有的，而写出了这些，叙述就有了层次，变得具体充实而丰满。传奇和志怪的文体差别，于此等处可见一斑。

从卢生入枕成梦到他“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这一大段，写卢生梦中的一生，是小说的中心部分。此段的特色是以史笔出之，用史书人物本传的笔致语调，叙述卢生在官场的浮沉穷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及的史事和历史人物，如吐蕃攻陷瓜沙、节度使王君被杀，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等，全是开元年间的人事，也就是于史有据的。而用来描写卢生政绩的“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筑三大城以遮要害”等，虽是借用他人事迹，但在唐朝却也都实有其事。而且作者所用的是纯熟的史笔，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小说给人的真实感和历史凝重感。一些研究者忍不住要拿小说所写的卢生事迹和真的历史人物比对，试图考证卢生的原型究竟是谁，就与小说的这一特色有关。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卢生事业顺达的同时，作者总是立刻写到他的被猜忌、被诬陷和被打击。他边功卓著，一面固然是“时望清重，群情翕习”，一面则是“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谣言）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他拜相执政，号称贤明，引来的是“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结果是“下制狱”。抓他的人来得极快，逼得他差点“引刃自刎”。与他有瓜葛的人都被杀，他幸运免死，但被发配州。这样的写法，不但揭示了同僚的妒忌，还揭示了皇帝的无情，对于揭示封建统治和官场的冷酷和黑暗，无疑是相当痛切深刻的。

小说概括卢生“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又写“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而且五个儿子都已入仕做官，“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应该说卢生当初的愿望已超额实现了。然而，有了这一切又怎样呢？老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人死之后还不是一场空吗？小说充分渲染卢生的生荣死哀，让一般士人所可能有的欲望得到彻底满足，然后让他醒来，也就是从理想世界回到平淡的现实。这时，他才发现，吕翁仍坐在他身边，店主人“蒸黄粱尚未熟”，他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这种写法就像把人推向巅峰，然后放手让他直摔下来，那分量自然格外结实而沉重。

事实已是如此，作者再让吕翁及时地指出：“人生之适，亦如是矣。”话虽简短，对一切企求功名利禄者，却不啻当头棒喝。但作者觉得还不够，便再借卢生之口点出主题：“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很清楚，作者之意是在于教人们（主要是读书士子）面对利禄的诱惑而坚持少欲、窒（扼制、封杀）欲乃至无欲，因为“欲”乃一切痛苦的根源，乃万恶之首。这才是《枕中记》这篇小说的核心思想。小说提出了一种修养自身以缓解调和人与现实的矛盾的办法。在宦海中历尽沧桑或具有坎坷曲折人生经验者，往往会有此想法。这当然有明显的消极色彩，让人联想到宗教的说教。汪辟疆说：“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梦中忽历一生，其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出世之想，不觉自生。影响所及，逾于《庄》《列》矣。”（《唐人小说·枕中记叙录》）确是有道理的。

《枕中记》的影响在唐代和整个封建时代都很大。在它之后，唐传奇有同一主题的《南柯太守传》和《樱桃青衣》。宋人话本、宋元明清的戏文之中，以“黄粱梦”为题材者数量甚夥，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大戏剧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邯郸记》。至于一般文人诗家在作品中将卢生故事引为典实，更是不胜枚举。在河北邯郸甚至出现了“吕翁祠”“黄粱店”这样因小说而附会的景物（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册）。我们不能不叹服《枕中记》这篇小说思想艺术的魅力。

（董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