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诗经》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7〕侯：维。作：古“诅”字。祝：“洲”字之借，今通作“咒”。

〔8〕炰烋：咆哮。

〔9〕义：宜。从：纵。式：用。

〔10〕衍：“愆”字之省借。

〔11〕螗：蝉之大者。

〔12〕奰（bì）：怒。

〔13〕匪：彼。时：善。

〔14〕揭：举。

本篇据说是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要以夏桀、商纣的暴虐无道而断送周朝天下的作品。《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暴虐，引起国民谤议。厉王用卫巫以监谤者，得之必杀。召公以防川壅流为譬，告诫“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君人南面之术。如果说这是以自然运行发展规律来阐明治国的道理的话，那么《荡》诗就是以社会运行的历史教训为借鉴，来说明人心不可违、众志不可辱的社会发展规律。

全诗共八章。第二章至第八章都是借周文王感叹商季昏庸之君残暴骄淫、重蹈夏桀身死国灭的口吻，来展开申说，全不用己意，只在全诗之末巧著本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纣之视夏桀，与周厉王之视殷纣何其相似！长江后浪推前浪，夏桀无道，殷得以取而代之；殷纣无道，周得以取而代之。周厉王之无道，安得不重蹈覆辙？所以，周文王之哀叹夏桀、殷纣，正召穆公之哀叹周厉王不知借鉴夏、殷灭亡的教训，而重蹈其自取灭亡之覆辙。这正是此诗用意所在。故清人吴闿生说：“此诗格局最奇，本是伤时之作，而忽幻作文王咨殷之语。通篇无一语及于当世，但于末二语微词见意，而仍纳入文王界中。词意超妙，旷古所无。”（《诗义会通》）

其实，诗的首章用意也甚微妙。开头四句仅说上帝“荡荡”“疾威”“多辟”，但读者自可以把它与周厉王的暴虐忌刻、多行不义的形象联系起来，妙处正在欲吐还吞之间。四句正待吐破，五、六两句略转笔锋，不再对周厉王含沙射影，而转入对毫无诚信可言的人们进行讥刺。这些“其命匪谌”的人们，是殷末助纣为虐之人？还是当世谄媚奸佞、助厉为恶之人呢？这种表达的模糊性，把周厉王与商纣王，把当世与殷季的社会背景拼接了起来。结二句更把历史与现实，昏君与忠臣，刁民与良民一笔拢起，从社会的历史演进之迹、从芸芸众生作鸟瞰：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很少有能保持其本性到晚节的人。这似乎是消极地评价了社会对人的性格情操的积极造化，但作者在这里如此说，显然带有愤激的意味：要不然，怎么会产生夏桀、商纣、周厉王这样邪僻狠暴之人呢？作者出语虽然愤激，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周厉王暴行的规谏制止，并没有破灭挽西周王朝之危亡于将倒的希望。

通过首章运用模糊措辞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这就为以下各章叹殷商之所以灭亡作了顺理成章的铺垫。也正因为说历史总是有现实的影子，所以，言在古而意在今的命意，是路人皆知的。

第二章用“曾是强御”等四个反问句，历数殷纣之强梁、贪暴。这四句呼应上章的前四句，而直斥殷王。“天降滔德”二语，照应“天生烝民，其命匪谌”，而措意的角度互异。上章说因为有这样多辟之命的上帝，乃有无诚信的烝民助之为虐；这章说殷末的民风倨慢成性，殷纣王对之又放纵恣长。从两个角度阐明了一条规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第三章承上章之意，继言小人得志逞凶，正直善良之人无以施其谋。倘若贤人在位，必然受到小人群起而攻之，下结党攻讦，上频进流言，昏君庸臣沆瀣一气，制造祸端。此章只用“而秉义类”一语提示便打住，以下盛言邪恶势力的猖獗横行，善与恶的较量就是这般尖锐激烈！危言耸听，想之令人惊悸。

诗的四、五两章，呼应申足第二章的四个诘问，而暗承第三章之刺小人得道。第四章侧重指斥殷纣之“强御”。“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二语，为其“强御”作了形象的注脚。以其咆哮逞凶，敛怨为德，故不悟强暴之非，积怨之危；以其昏愦为明，故奸邪莫辨，良材不用。此小人所以日进，贤良所以罹罪也。“不明”既为“强御”之因，亦为忠奸不分之果，所以反复重言。

第五章扣住“掊克”一语，深入指陈，并直接上章之意。以其暴敛成性，所以有“酒池肉林”供其挥霍；以其忌刻自恣，故正直善良之忠言逆其耳，遭其祸，而奉迎小人可以胁肩而进。上天不让他沉湎于酒有什么用？忠言告诫他不宜放纵作乐又有什么用？他一味自恃强御，纵情享乐，“俾昼作夜”，号呼狂乱。《史记·殷本纪》：“帝纣……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清楚地揭示了殷纣自恃强梁、贪暴忌刻与放纵享乐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六章则明应第三章，而暗承四、五两章。此章勾勒出殷纣时代的朝政喧嚷、社会动荡、内外交困、濒于灭亡的可怕景象。字面上用“人尚乎由行”一语来点破，但这种可怕的社会现状，正是以上各章所斥责过的种种恶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朝政已“如蜩如螗”，社会已“如沸如羹”，更加之邪僻之人釜底加薪，其激怒国内生民和树怨于四方，又何待言说！

在对殷纣种种无道不义行为作了淋漓尽致的斥责之后，使世人看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惩罚：殷纣及其爪牙们以葬送殷王朝作了其贪暴骄淫的代价。诗既陈明此意，便转而探究殷亡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教训。在第七章里，作者再总结性地申明殷纣亡国之因，在于自恃和自是，上不遵循先王典则，吸取历史经验，下不亲贤良，远小人。作者认为，即是当世没有可用的老成之人，但只要按先王的旧章陈典治理国家，也不致招怨积怒如此。殷纣不得此两者而用之，故“大命以倾”。

诗的末章，进一步追究殷纣亡国的过错。作者用俗谚来分析国家的情形。即将倒仆的树，尽管其枝叶并未立即凋萎零落，但其根已绝，死亡已定。国家正是如此。当殷纣王无道之时，国家并未立即覆亡，但其“强御”“掊克”到激怒国人、树怨四方之时，其灭亡也就不可救药了。西周此时尚未灭亡，而厉王的所作所为，正是断送王朝的不祥征兆，故作者希望厉王能以夏、殷亡国痛史为前车之鉴。这正是作者作歌谲谏，希望维护这将亡的一代王朝之用心所在。

此诗命意构想甚奇。就篇幅笔墨而论，二至八章全是文王叹商责纣，像是论古之作；仅开头一章及全诗结尾二语略作映带提示，语极蕴蓄、模糊，但正是以首尾的这种呼应点拨，遂使中间大片文章有了着落，成为一篇点睛之笔。吴闿生《诗义会通》评云：“然尤妙者，在首章先凌空发议，末以‘殷鉴不远’二句结之，尤极帷灯匣剑之奇。否则真成论古之作矣，人安知其为借喻哉？”

自第二章以下，皆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领起，排比整饬，一气呵责，很有陈其过而数之的气势，驳难之力极强。各章之间，或上下相承，或前后相应，或层层深入，或重言致意，变化多端，灵活自如，使结构在整饬之中极富变幻，变化交错而不破坏其总体上一气呵斥的雄辩效果，这也是此诗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