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鉴赏
两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从社会生活更多的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和他们的强烈爱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如果我们透过班固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他的话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两汉乐府民歌的作者是把他们的喜怒哀乐通过对自己生活遭遇的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这较之《诗经·国风》多数诗篇有了更为丰富、更为广阔的内容，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更为实在的认识，这也是两汉乐府民歌对《诗经》现实主义的发展。我们读两汉乐府民歌，仿佛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听到了病妇的呻吟，孤儿的哭诉，老兵的悲泣，官府爪牙对农民的斥骂，而在《东门行》中，我们则看到了在封建统治者沉重压迫下，人民走投无路而欲铤而走险的情景。
《东门行》的主人公是一个被贫困所迫而欲铤而走险的男子。开头四句写这一男子本来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欲做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事，以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再回转家中，心情更加悲伤。接下去的两句是通过男主人公环顾斗室，描写了他家的具体处境：盎（储米的瓦罐）中无米，架上无衣，这就使他再下决心拔剑出走。善良的妻子不忍心自己的丈夫去冒险，牵衣啼哭，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糜，煮米使糜烂也”（《释名》）。“共糜”，同吃稀粥，言她愿与丈夫过最清苦的生活。“用”作“为”讲，“仓浪天”即苍天，“黄口儿”即幼儿。这两句是妻子用天道人情去打动自己的丈夫，以劝阻他不要去冒险。“今非”二字，黄节在《汉魏乐府风笺》中与“咄行”连读，以为是“夫答妇之词，谓今非咄嗟之间行，则吾去已迟矣。”有的则据《乐府古题要解》所记:“妻子牵衣留之，愿共糜，不求富贵，且曰‘今日清，不可为非’”认为“今非”中间脱五字，是妻子劝丈夫的话。（见中华书局版《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前者，增字作释，颇费解，不可从。后者，从上下文来看，较为符合诗意，但疑其有脱误，其实质也是增字作释。段熙仲先生认为“今非”为句，“并不突兀，而是心情急切的表现”。并解释说：“女主人公体会到了一家的命运，丈夫是为着她，为着此黄口儿，她想，她不愿意看着他走上这条她估计的险路，选择了宁共糜的并无把握的生路。她牵衣，她啼哭，她尽力劝说，她的内心深处同样在激烈地斗争，终于迸发出片断的却是判断性的两个字的今非——这不行呀。”（见《光明日报》1980年10月15日第四版）这是对女主人公当时说话神情的很精当的分析。“咄！行！”都是单字为句，表现了男主人公愤然决绝之情。“咄”作“叱”解，呵斥责骂的声；“行”，我要走了，是断然的语气。“吾去为迟”，紧接上句，表明即使现在走也已迟了。“下”，落也。全句大意是：我头上白发已渐脱落，再不能苦挨下去了。
《东门行》是一首不足八十字的短诗，但它描写男女主人公的生活处境，他们的心情神态，他们的令人揪心的对话，却像一出短剧。作者不着一字说明，人物形象毕现，使人同情，发人深省，这正是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突出表现。作为诗歌语言，《东门行》好像不如魏晋以后的古诗、律诗那样和谐流畅，但它同《国风》一样，参差错落，挥洒自如，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在顿挫之间，以韵字调节，朗朗上口，疾徐相继，另有一番韵致。它的好处还在于和《东门行》的情调和诗中主人公激烈的内心冲突完全一致，特别是“今非！”“咄！行！”如口头语，却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当时人物的急切悲愤的神态。全诗在男女主人公对话中结束，也如一出戏的结束，静场，大幕急落，一片黑暗，它没有告诉读者诗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如何，但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充分回味的余地。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本有着不同的风格，有的朴素，有的浓艳，有的古拙，有的精巧，它们之间也是相比较而存在，互相辉映，并不存在着高低之分。西汉乐府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种，它在艺术风格上也继承了《国风》的传统，以朴素古拙为特色，不假雕琢，不尚铺张，自然蕴藉，气韵天成，自有它的艺术生命在。譬如食物，它不是豪门做工精细的佳肴美酒，而是农家土法炮制的青菜，虽然不脱苦涩之味，可我们更可以在苦涩之中体味到其中的沁人心脾的清香，艺术的创造，艺术的鉴赏，我以为都存在着这样的相反相成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