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碑李商隐》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李商隐的《韩碑》，是唐代优秀七言古诗的殿军，也是唐代叙事诗中别开生面的杰作。

韩愈的《平淮西碑》，热情歌颂平叛战争，突出宰相裴度的战略决策之功，乃是着眼于宣扬唐朝廷削平藩镇割据的战略方针，提高中央政府的威望，警戒其余仍抱对抗态度的强藩，不但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而且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识见。李愬在这次战役中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总的来说属于战术执行性质。段文昌重撰的碑文，对李愬的功绩叙述较为充分，但在大处着眼方面，显然逊于韩碑。李商隐在这首诗中极力推崇韩碑，并一再强调裴度的决策、统帅首功，说明他对韩碑的用意有深刻理解，也体现出他将国家治乱归于中枢是否得人的一贯主张。诗中对宪宗和裴度在伐叛战争中的明断果决和相互信任，表现出强烈的向往，而对宪宗后来信谗推碑之举不无微词，也表现出他对君、相关系的看法。李商隐的咏史之作，多寓现实感慨。本篇题名“韩碑”，实际用意则在强调裴度之功不可磨灭。这在事隔数十年，裴度平淮西之功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借题寄慨，有感而发。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在武宗的信任与支持下，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叛镇刘稹，并亲自部署指挥，取得了泽潞战役的胜利。这和当年宪宗专任裴度，取得淮西战役的胜利，情况非常相似。宣宗继位，李德裕等会昌有功将相纷纷遭到贬黜，这几乎又是当年推碑事件另一种形式的重演。李商隐对李德裕为伐叛战争及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极为推崇，在为幕主郑亚代拟的《会昌一品集》（系李德裕自编的文集）序中，热烈赞颂李德裕平泽潞、逐回鹘等功绩，借武宗之口，称扬其“居第一功”，誉之为“万古之良相”。针对李德裕等人受到宣宗君臣的贬逐斥弃，他在《旧将军》《潭州》等诗中深致感慨。联系上述情况和他一贯借咏史以寄慨的创作特点，不难窥见诗中对“圣皇及圣相”的赞叹和对推碑的不满，是融有现实感慨的。

本篇叙议相兼，而以叙事为主。从叙事角度看，它歌咏了两件密切关联的事件。一是裴度奉命任统帅讨平淮西叛镇，二是韩愈奉命撰碑及推碑的过程。诗的开头一段，是平叛战争的缘起；最后一段，是对韩碑的热烈赞颂。可以看作上述两个事件的前后伸延。从题目“韩碑”看，对淮西战役的叙述似有喧宾夺主之嫌；但从主题表达看，淮西战役必须大书特书。没有对前一事件的充分叙述，后面对韩碑的推崇便失去事理的依据。这说明作者在构思和叙事详略安排上是花了一番工夫的。

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笔力气势的雄健。诗一开始，就以健举挺拔的笔法，大笔渲染宪宗的“神武”和平叛的决心，显示出一种堂堂正正的气势。“誓将上雪列圣耻”一句，将眼前的平叛战争和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多难的历史联系起来，更显出此役关系到国家的中兴事业，是高占地步之笔。接下来掉笔写淮西藩镇长期对抗朝廷，有意突出其嚣张跋扈的气焰，以反衬下文裴度平淮西之功的不同寻常。正如纪昀所评：“笔笔挺拔，步步顿挫，不肯作一流易语。……入手八句，句句争先，非寻常铺叙之法。”

第二段开头四句，遥接开篇四句，先用古文笔法，郑重其事地点出宰相裴度，暗示“上雪列圣耻”的关键在于“得圣相”。然后随即直入本题，叙到裴度统兵出征，简洁直接，毫不拖泥带水。叙出征，不作琐细描绘，只用“阴风惨澹天王旗”一句稍作点染，便将当日森严肃穆的气氛传出，空际传神，笔意超妙，气势豪健。接下“愬武”四句，从麾下武将文僚一直铺叙到勇猛的士兵，以突出裴度的最高统帅形象和猛将精兵如云的盛大声势。其中“行军司马”单提，以突出韩愈其人，为下文奉命撰碑伏笔。写到这里，已充分显示出大军压境，蔡州必破之势，下面写战争，只用“入蔡缚贼”一笔带过，腾出落句将裴度之功再重笔概括。整个这一段，无论写皇帝、写部将、写幕僚、写士兵、写出征、写作战、写功赏，笔笔不离裴度，故末句“功无与让恩不訾”便极有分量。

第三段开头两句，束上起下，从平蔡过渡到撰碑，是全篇的主峰和枢纽。何焯说：“提明晋公功第一，以明其辞之非私也。”奉命撰碑的过程，特用详笔铺叙渲染。不但写宪宗的明确指示，韩愈的当仁不让，而且连宪宗的颔首称许，韩愈的稽首拜舞也一并写出，令人宛见当日彤庭隆重热烈气氛。以极恣肆的笔墨写极郑重的场面，别具奇趣。受命之后，再用详笔铺写撰碑、献碑、树碑的过程。“点窜”二句，用奇警的语言道出韩碑高古典重的风格，“句奇语重”四字，言简意赅，揭出韩碑用意之深刻。唯其如此，故“喻者少”，无形中把宪宗也包括到不喻其用意的行列中去了，虽非诗人本意，却使读者有此联想。紧接着又写推碑和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慨。写推碑，直言“谗之天子”，不稍假借；抒感慨，盛赞“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见韩碑自有公正评价，推碑磨字也不能磨灭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影响。气盛言壮，连皇帝的权威也仿佛不在话下。整个这一段，可以借用“濡染大笔何淋漓”这句诗来形容它的风格，波澜顿挫，酣畅淋漓，是全篇最用力也最精彩之处。纪昀说：“‘公之斯文’四句，稽控全篇。凡大篇有精神固结之处，方不迟缓。”这几句精彩的抒情性议论正是前面一大段酣畅淋漓的铺叙的结穴。

最后一段，着重从国家中兴统一事业与韩碑的关系，对它的不朽价值进行崇高评价与热烈赞颂，使上段末尾比较虚的赞辞落到实处。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这一段的开头四句将“圣皇及圣相”的功业与“公之斯文”紧密联系起来，正是为了强调韩碑是记述歌颂统一大业的大手笔，而大气磅礴，兴会淋漓，特具笼罩一切的气势。最后以“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收束全篇，更将韩碑流传千古的不朽价值说足说尽。这一段，就上段末尾的赞辞推波助澜，进一步展现出汪洋恣肆的境界，诚如纪昀所说：“有此起，合有此结，章法乃称。”

这首诗既保持和发扬了不入律的七古笔力雄健、气象峥嵘的特点，又吸取了韩诗以文为诗，多用“赋”法的经验，而避免了韩诗过分追求奇崛拗涩的弊病，形成一种既具健举气势，又能步骤井然地叙事、议论的体制。全篇多用拗调、拗句，多用散文化句法和虚字，像“誓将”句用六个仄声字，“帝得”句、“入蔡”句、“愈拜”句连用七个仄声字，“封狼”句连用七个平声字，都造成一种高古奇峭的格调。但由于不像韩诗那样多用古字僻字和佶屈聱牙的句法，整个语言风格显得既雄健高古而又清新明快。正如清代诗人屈复所评：“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玉谿生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