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夭
《诗经·周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鉴赏
现在我们常常在电影或电视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节目里看到他们举行婚礼的场面：人们用热情欢快的乐曲，优美动人的歌声，绚烂多姿的舞蹈来表达对新婚夫妻的美好祝愿。由此，我想到了《诗经·国风》中众多的描述古代人民有关婚嫁礼俗的诗歌，想到了《桃夭》诗中古代人民对新婚女子的纯真美好的祝愿。人民的生活像一条河，虽然是百转千回，我们现代生活的许多习俗，仍可以在千百年前古代人民生活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历代的封建经师总是强调《诗经》的“神圣”，为它加上了“后妃之德”等种种堂皇的外衣，但在封建时代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有所突破，抛开那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陈词滥调，注意到《诗经》中各类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像清代的方玉润，他在《诗经原始》中，评论《芣苢》时说：“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焉。”关于《汉广》，他说：“此诗即为刈楚刈蒌而作，所谓樵唱是也。近世楚粤滇黔间，樵子入山多唱山讴，响应林谷，盖劳者善歌，所以忘劳耳。”关于《桃夭》，他说：“盖此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方玉润的这些论断，既说清了这些诗歌的民俗特征，又沟通了古今生活的联系，为我们今天理解、鉴赏古代诗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真正的艺术，不是在作者头脑中产生的，更不是靠“圣人”的伦理道德的点化，它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中。
《桃夭》祝贺女子出嫁，为了适应于婚礼上演唱，采用的是民间歌谣的复沓形式，三章反复表达的是对新娘的祝愿：婚后家庭美满和谐。由于比兴材料的恰当运用，使这一祝愿表达得十分生动形象，使全诗辞采绚烂、气韵天成，很好地体现了古代人民所特有的淳朴、健康的气质和他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桃夭》全诗以桃树的枝、花、叶、实为比兴的材料，而加之以一定的修饰语，仅就其状物的作用来说，它已形象地表现了它们的特有的俏丽。“夭夭”，《毛传》说：“夭夭，其少壮也。”闻一多在其《诗经通义》中将这一解释加以引申，他说：“《说文》曰‘夭，屈也。’……夭训屈，凡木初生则柔韧而易屈，故谓之夭。”他又在引乐府《长歌行》“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逐，咬咬弄声音”后，说：“语意全本《诗·风》，第二句正以‘枝叶倾’申《诗》‘夭夭’之义。”“桃之夭夭”所表现的是初春时分，桃树初生的枝条随风摇曳的样子。“灼灼”，字从火，本意为明亮，诗中用来形容桃花，不仅使人想见盛开桃花的浓艳，而且使人想见其繁茂而充满生机。“
”，旧说多释为果实的圆大。于省吾在《泽螺居诗经新证》中说：“、墳、颁与贲古通。金文作
。……颁、贲并应读作斑。《礼记·檀弓》注‘斑白’，释文：‘斑，本又作颁，’《易·贲》释文引傅氏云：‘贲，古斑字，文章貌。’郑云：‘变也，文饰之貌，’毛公鼎‘
’刘心源谓‘斑
斑
’，是也，然则‘有其实’即有斑其实。桃实将熟，红白相间，其实斑然。”二说可以互为补充，“有其实”，不仅形容了果实的丰硕圆润，而且可以使人想见桃实的色彩，嗅到了它的香味。“蓁蓁”，形容桃叶的茂密。蓁，古读平声，属真韵，它的声音浏亮悠长。“其叶蓁蓁”，诵读声中又仿佛置身于枝繁叶茂的桃树荫蔽下，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使人心旷神怡。
《桃夭》各章的前二句，是全诗的兴句。一般说来，作为“兴”的手法在民歌中运用，只是为了开个头，使得诗人感情的抒发含蓄委婉，而不过分直露，即朱熹所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的手法演变到末流，形成了固定的“套语”，它只是从语势或韵脚上引起下文，与诗人所抒发的感情毫无关系。但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常常是连贯的，诗人采用什么事物来起兴，乃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的结果，与下文所要表达的感情是密切相关的。以《桃夭》来说，各章前二句起兴状物的工巧，固然表现了作者对事物观察的细致，表现得准确，但这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它以生动鲜明的形象，点明婚礼举行的时令，烘托出婚礼的热烈，欢畅的气氛，并给予人们以丰富的联想。那艳丽盛开的桃花，那随风摇曳、婀娜多姿的桃枝，不是可以使人联想到新娘姿容的秀丽和身材的窈窕吗？那压低枝头的桃实和浓重的绿荫，不是可以使人联想到新娘体魄的健美吗？这也正是未来多子多孙、家族兴旺的预兆。正是因为有了对桃树的生动描写，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联想，才使诗的后二句祝颂之词“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后二章换成“家室”“家人”，是为了叶韵，意思相同），有了生命，有了光彩，变抽象为具体，既自然贴切，又含蓄婉转，给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