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柔诗经》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37〕狂：林义光《诗经通解》：“狂，读为尪（wāng）。尪，瘠病也。”

〔38〕甡（shēn）甡：同“莘莘”，众多貌。

〔39〕谮：同“僭”，欺而不信。

〔40〕胥：相。穀：善。

〔41〕匪：读为“彼”，指那些在位之人。匪言不能，等于说“彼不能言”。

〔42〕迪：进用。

〔43〕顾：顾惜。复：借为“覆”，包庇。

〔44〕贪：爱好。

〔45〕宁：乃。荼毒：祸乱。

〔46〕隧：《毛传》：“隧，道也。”谓所从来之路。

〔47〕式：语助词。

〔48〕征：行。中垢：谓幽暗污秽之事。

〔49〕类：善。

〔50〕听言：受听的话。

〔51〕诵言：劝谏的话。

〔52〕悖：林艺光《诗经通解》：“悖，读颠沛之沛。言不用良言，而反使我颠沛也。”

〔53〕不知：不智。

〔54〕飞虫：飞鸟（《郑笺》）。

〔55〕之：往。阴：同“荫”，庇护。

〔56〕赫：怒。

〔57〕罔极：失掉准则。

〔58〕职：主，指主要原因。涼：同“谅”，信。善背：《郑笺》谓“工相欺违”。指巧佞之人。

〔59〕回遹：邪僻。

〔60〕竞用：争用。

〔61〕戾：定。

〔62〕涼：同“谅”，诚。

〔63〕善詈：大骂。《郑笺》：“善，犹大也。”

〔64〕匪予：非予，以我为非。

《桑柔》是一篇刺周王、责执政的诗。《左传·文公元年》，秦穆公引此篇第十三章以为周芮良夫所作。汉初经师多采此说。《毛诗序》：“《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王符《潜夫论·遏利》说：“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王符治《鲁诗》，是鲁说亦与毛同。

关于芮良夫谏厉王之事，史有明文记载。《史记·周本纪》说：“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芮良夫谏厉王，当时是著名的政治事件，《逸周书·芮良夫》篇有专文记其辞（详后）。据《史记》，良夫之谏在厉王三十年。那么，“退赋《桑柔》之诗以讽”，也该在其后不久。但有的学者据诗意及“天降丧乱，灭我立王”之句，以为本诗应作于厉王奔彘之后。如方玉润《诗经原始》、吴闿生《诗义会通》均持此说。那么，这首诗就该作于厉王三十七年以后了。

《逸周书》载芮良夫的谏辞，与《桑柔》大意相近。但谏辞既产于祸前，故尚许从容委婉说理，而诗歌作于乱后，不许徐夷逶迤，故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所以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可视为前者的续篇。因此读一读谏辞，对深入理解《桑柔》是会有帮助的。谏辞与诗歌一样，内容可归纳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周王，一部分是针对执政诸臣。其谏周王说：

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仇。兹言允效，于前不远。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无有家。……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仇。后作类（善），后弗类，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以予小臣良夫观天下有士之君，厥德不远，罔有代德。时（是）为王之患，其惟国人！

其诫执政同僚说：

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顾，道（导）王不若（顺），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治乱信乎，其行惟王，暨而执政小子攸闻。古人求多闻以监（鉴）戒，不闻是惟弗知。……今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为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殚）竭，手足靡措，弗堪上，不其乱而！……呜呼！惟尔执政朋友小子，其惟洗尔心、改尔行，克忧往愆（过），以保尔居。尔乃聩祸玩灾，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况）乃□□。……尔执政小子不图善，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邀）利，并得厥求。唯曰哀哉！我闻曰，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用），竭行有成。惟尔小子，饰言事王，黡蕃（繁）有徒。王貌受之，终弗获用。面相诬蒙，及尔颠覆！尔自谓有余，予谓尔弗足。敬思以德，备乃祸难。难至而悔，悔将安及？无曰予为惟尔之祸也。

芮良夫这些话确实有远见卓识，无奈厉王病入膏肓，其行不改，不久果被人民起义赶走，流亡于彘。良夫的话也就不幸而言中了。

《桑柔》共十六章，虽篇幅较长，但脉络仍很清楚。

前四章为一个层次，总叙祸乱初起。第一章，用桑叶被捋光为喻，说明祸乱对人民危害甚重。“瘼此下民”一句是本章点染重心，作者“仓兄填兮”之忧，亦是由此生发出来。第二章，指出祸乱之剧，国运已到了尽头。“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两句，紧承“瘼此下民”一句而来。这两章，一直没有离开一个“民”字，说明诗人深谙“民惟邦本”的道理，所以始终把“民”作为首要问题来写。第三章，祸乱既危乎国，亦危乎己，因而把“谁生厉阶”作为一个大题目提出。“君子实维，秉心无竞”，在朝君子（包括作者在内）既然居心恬淡，毫无争权夺利之心，这就从反面指出祸乱之由在于执政中那些小人。第四章，写乱上加乱。内乱方兴，外患又至。

从第五至第十四章为第二个层次。诗人以十章的篇幅反复检讨祸乱之由，并对足以造成祸乱的恶行进行了无情地揭露、批评与谴责。第五章（“为谋为毖”），反题正作，首从救乱之说说起。“告尔忧恤，诲尔序爵”两句，是救乱总纲，是从总结祸乱产生的根本原因提出来的。不顾恤百姓和任用匪人，是产生祸乱的总根子，所以救乱亦须从此下手。下面几章滔滔汩汩，都是围绕这个枢轴来写。第六（“如彼溯风”）、七（“天降丧乱”）两章，写救乱要首先重视民众耕耘之事。前章，从正面写农耕的重要。“民以食为天。”食是民生所本，百姓最为关心。所谓“民有肃心（百姓有上进之心）”，主要是指想把田耕好。所以执政者不要扰民，要知“稼穑维宝”的道理，鼓励农耕，以取食于民，这才是正道。后章，从反面写荒废农耕的危害。说明厉王正是由于“稼穑卒痒”而引起骚乱，以至于灭亡的。后之来者，岂可不慎！第八章（维此惠君），从对比的角度来写君王的好坏。前四句是虚写，后四句是实写，是虚实映衬法。后四句表面看似无具体所指，实际谁都知道是在指斥厉王。“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四句，不正是厉王恶劣行径的写照吗？诗人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不便直呼厉王之名，这大概是恪守为臣之道的缘故吧。第九章（“瞻彼中林”），写人生之难，连朋友都已反目，自己已处于“进退维谷”之境。“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是用兴句作比衬。鹿儿群居犹知相亲相伴，是人反不如畜了。第十至十三章，通过圣良与愚贪的反复对比，揭示两种人的本质差别，从而指责君王或执政者斥贤用佞的倒行逆施。这四章用交错法写出。即第十（“维此圣人”）、十二（“大风有隧，有空大谷”）两章，写两种人对比；第十一（“维此良人”）、十三（“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两章，写君王或执政者对两种人的态度。第十四章（“嗟尔朋友”），是对朋友同僚的回答。可能因诗人的直言指斥得罪了朋友同僚，就对他反目（“反予来赫”）。所以诗人指出，朋友已处于危险边缘，己之所为乃是对他们的挽救。这章直承九章写来，因此，中间四章（十至十三章）当是诗人针对时弊，对僚友的进言。既然涉及朝廷用人大事，所以指斥的对象当然包括君王和一些主要执政大臣。总之上边十章都是紧扣“告尔忧恤，诲尔序爵”两句主旨所发的议论。体恤民众和选用贤能两项，确是一切为政与救乱之本。诗人就此立论，可谓击中要害。

第十五（“民之罔极”）、十六（“民之未戾”）两章为最后一个层次。诗人指出，民乱的根本原因为上行不善所致。诗以此作结，显示了作者政治观察力的敏锐和胆识的卓越。

这首诗虽有抒情和叙事的成分，但既非抒情诗也不是叙事诗，而是属于哲理诗之类。诗采用了谏诤的写法，就厉王之乱反复委曲陈说，故不乏跌宕之致。说理时，较多地使用了对比的修辞方法，增强了诗歌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在关键处还运用了比兴手法，如开头用柔桑被捋采比喻人民遭受涂炭；中间用“执热”“溯风”“甡甡其鹿”“如彼飞虫”……来比喻各种抽象的事理，也给枯燥的说理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