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诗经》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16〕埙（xūn）：古代陶制的吹奏乐器。篪（chí）：古代竹制的一种管乐器。二乐器在吹奏时常相和为乐音。

〔17〕辟：法。

〔18〕翰：“韩”字之借，本指井垣，引申为垣墙。

〔19〕王：借作“往”。

西周后期的厉王（名胡）、幽王（名宫湦）统治时期，是君虐臣佞、怨声载道的时期。在厉王统治时期，重用急功近利的荣夷公，任命卫巫在国内监督告发谤议朝政的人，使朝野上下人心积怨、道路以目。朝中卿士重臣如召穆公、凡伯和、芮良夫等人，都先后当面作歌讽谏厉王的暴政，惊呼“民不堪命”有如壅积的山洪，将覆灭周王朝的统治政权。《诗经·大雅》中的《民劳》《荡》《桑柔》和本篇，就是朝中卿士大夫为讽谏厉王的著名诗篇。这些诗不仅以怨怼恺切的言辞针对厉王的倒行逆施提出警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黎民百姓的生活困苦，构成《大雅》中一组具有揭露抨击现实意义的历史名篇。尽管诗的作者都是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其揭露弊政、关注民瘼的历史意义，仍不可泯。

如果说《民劳》一诗，正如召公谏弭谤一样，主要以一种苦口婆心的劝诫、训导言辞来表露对时局的忧虑。那么，《板》诗的字里行间，就充溢着凡伯对于厉王的荒淫暴虐的深沉怨愤，出语忿激，无所回避。诗虽然反复以同僚的谄媚屈节、为虎作伥作为泄愤的对象，但言下之意，正是有如此的昏君，才有如此的庸臣，此正是作者认为时弊不可救药的关键所在。厉王不能选贤任能，反而亲近小人，收天下之利为己有，怎么能君临天下，为民造福呢？正如芮良夫谏厉王所说：“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史记·周本纪》）

诗共八章。作者反复以厉王弊政与国泰民安的清政作比较陈说，而着意处都落在对弊政的讽刺、抨击上，作者的怨愤之情即流露其间。

第一章开首以“上帝”与“下民”对举，最高统治者的施政无常，不由正道，必然导致黎民百姓的举措无从，人心惶惧。这是一层多么严酷的因果关系！厉王一个人的一喜一怒，可能会导致千百万民众的生存、生活危机。政令变更不定，以个人喜怒为指归，黎民百姓怎么不因这种荒唐的折腾而疲于奔命、忧苦劳瘅呢！下面四句即就此意进一步生发补足：说的好话，从不见实行，擅发政令，频繁变更，反倒责备朝野无贤，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但他的好诺言，从未付诸实践。任何无道的统治者，总要千方百计为其无道辩解，把自己打扮成“民之父母”，这可说是古今中外伪善统治者的惯伎。这四句抓住其言行不符、佯装忧贤的荒唐处，为“上帝板板”做了确切的注脚，并从侧面补足了“下民卒瘅”的可怕恶果。本章的末二句，即表明作者对此不能等闲视之任之：“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揭示作歌的缘由。这大谏虽然是冲厉王而来，但实则是对民心、民情的深深畏惧，因为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周王朝的统治，就将覆灭于黎民大众的怨谤怒潮之中！

作者以“天人感应”的信念融入诗的第二章。西周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周王室的统治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的安排；作为人间的统治者，周天子是代表上天和神意在行使权力，这样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统治者方面说，无疑是给自己的统治地位赋予神秘和绝对至上的意义，进而达到“愚民”的政治效果。但当天子的权威发展到人力无法控制调节的时候，统治集团的成员就会借助天意、神意的种种表现来对最高统治者起到威慑、钳制的作用。所以“天人感应”的观念，在不同的场合其作用也是不同的。凡伯以“天之方难”作为上天对于厉王施行无道靡常的警告，规讽他不要以天下重任为儿戏，不要在大难临头时欢笑作乐、妄言诳人。如果不省悟上天的警告，多为过必遭天罚。“辞之辑矣”与“辞之怿矣”分说治世和乱世两种情况，前者可实现万民同心协力的安定社会，后者必然导致称黎庶遭难的动荡时代。而上天的意志，总是奖善惩恶的，何去何从，人主可不慎欤？

既然一国治乱，在于是否获取民心民力，那么，下情上达，是统治者了解舆情、制定政策的重要前提。诗的第三章分述二意：我有忠言善谋，天子及百官应当听取、采纳；山民樵夫的所思所言，是驭民者应该关心、请教的。只有这样，才能上下沟通，顺应民意，但当时的现实是怎样的呢？“我”为国家图谋的忠言，遭到同僚们的冷落、弃置；他们根本不愿理解忠言的合情合理，一片苦心，反而当做戏语玩笑来对待！这就是厉王周围的政客们对于忠言善谋的态度。有这样的政令决策者，国家能治吗？厉王居然豢养着这样一批“素餐”之徒，其昏聩何以加之！这些人制定的政策，自然是违背常道，陷民于“卒瘅”之境的。本章结语，从正面阐明作者的为政态度：“询于刍荛”。这是凡伯作歌大谏所望实现的政治理想。

然而，当时的政治局势距此何其遥远。诗的四、五两章继第三章继续剖析和指斥当时的弊政——小人得志，胡作非为；贤者失位，尸禄而已。第四章“老夫”与“小子”是鲜明的对照，“我”为上天的肆虐而忧惧，为国家的将亡而忧伤，为黎民的苦难而忧虑，一片诚意，切言进谏；而“小子”们却无视上天垂告，国家兴亡，民生苦乐，盲目乐观，骄纵自得，以忠臣为昏老，以忠言为笑料。是非颠倒如此，还有拯救的药方吗？“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既是对昏庸君臣的一声惊呼，也充满着对当时病入膏肓的时局无可奈何的浩叹。它有如丧考妣的痛切，也有起死乏术的哀婉。

第五章以“天之方

”与前两章“天之方难”“天之方虐”相呼应，一声紧似一声地规谏厉王君臣不要违背天意，自行无道。而尤其指责那些谄媚之人，不敢秉忠直谏，反而卑躬屈节，昵嬖阿私，尽失君臣的威仪分度。贤良之士受排挤，遭压抑，不过尸禄备员而已。“民之方殿屎”四句，遥应首章“下民卒瘅”之意，从正面写出当时社会底层的民生多艰。他们呻吟叹息、资财耗尽，高高在上而不肯“询于刍荛”的统治者们，怎么知道他们经受苦难的实情？几曾想到过爱护他们？

在二、三、四、五章述说厉王所行无道、违背天意民心之后，第六章先从正面阐明黎民百姓渴望安定，容易和谐，犹如圭璋相契、埙篪相和。末二句，再斥当今“小子”，拂民意，行邪僻，欲将自身与王朝引向灭亡而后已。

第七章与前章章法相似。先缕述国家与民众，王室与诸侯、群宗的依存关系。臣民是国家的基础、藩篱；侯国、宗室是王朝的辅卫、干城。没有这些，国将不国，统治政权也就失去依凭了。末二句警告厉王不应颠倒这种关系，毁坏城垣，一意逞威。

诗的末章，总摄天意人事交相应的信念，指明对待天意的敬畏态度，期望由此能改变弊政，换来国家的昌盛、政治的清明。当上天震怒之时，应该停止戏豫，谨言慎事；当上天愉悦之时，应该力戒骄躁恣意，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有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道路行人，四方往来而无阻，这才是治世的景象。

作为一首规谏诗，其指斥现实意在改变时弊，达到一种新的社会理想。所以，此诗的几章中，总是从正反的比较之中来表明诗人的是非好恶的。而因以“刺厉王”为主，故诗的多数篇幅是剖析厉王君臣的违常无道，给天下黎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二、三、四、五章以破为主，只在结末才拣出正意，表明态度；六、七章以立为主，而结以指斥时政之误。这样正反兼顾，破立俱备，使诗的表述逻辑严密，是非鲜明，很有说服力。在各章中，诗成功地运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事物强烈的对比效果。如“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老夫灌灌，小子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等等，对比之下，意义显豁，力量愈强。

其次，为了使指陈更加雄辩、更有气势，诗里大量运用了排比手法。比如“天之方虐”与“天之方

”，构成章与章之间的排比关系，而各章中的排比句就用得更普遍、更成功了，如第二章“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第八章“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是两句与两句形成排比。第六章“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等，一气道出，势不可当。或者表现义愤填膺的激昂，或者流露谆谆告诫的忠诚，不仅具有达意的周密性，而且增强了“刺”的语气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