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鸩篇姚燮》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这是一首长篇抒情叙事诗，是一曲宛转动人的爱情悲剧。它记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只重金钱的父母的逼迫下，始而分离，继而双双服饮以鸩(zhèn)鸟的羽毛浸制的毒酒而自杀的悲惨故事，歌颂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揭露了专制礼教和世俗观念的罪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歌作于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作者三十二岁，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

全诗以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的发展变化为线索，有着首尾完具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以饱含深情的弦索，弹唱出了他们的欢乐和悲哀。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从开头“郎心爱妾千黄金”到“山崩川竭无更移”，记叙他们结婚之初的情形和誓同生死的恩爱。这对“郎年十七妾十六”的小夫妻，男的姓黄，女的姓柳，幼年共同生长在南方的“阊门”(即苏州)，后来到了全国的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的“燕市”(即北京)“结褵”(即结婚。“褵”，读lí，同缡，古时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相亲相爱，并且双双立下了“不必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誓言，两人决心形影不离，即使高山崩塌、大河枯竭，也永不改变。这一段写得欢快活泼，充满喜悦的气氛，为以下的悲剧，作了有力的反衬。第二段从“阿爷日久嫌郎贫”到“年轻出门那归得”，诗歌陡起波澜，写黄郎、柳女的被迫分离和柳女对黄郎的无限思念。由于“阿爷日久嫌郎贫”和“阿娘恨郎不赚钱”，黄郎在阿爷、阿娘的逼迫下，不得不到荒远的“三城”(在四川省松潘县城外西山上)去做客经商。柳女在“杯中一滴酒，心中一滴血”的伤痛欲绝的悲愁中为黄郎饯行，而父母却进一步凶狠威逼：“阿爷向郎訾(zǐ，责骂)：‘不得千金弗还里！’阿娘从郎嗤：‘千金不得毋来归！’”黄郎终于伤心地离去，相约一年后归来。于是，柳女在闺中度日如年般焦灼地等待，然而一年时间过去了，黄郎却音信杳然。这是整个悲剧的开始，揭示出了悲剧的原因，纯真的爱情像一朵娇嫩的鲜花，在金钱无情的亵渎和摧残下，受到严重威胁，开始衰萎。第三段从“阿爷从妾言”到“妾不轻生为郎重”，诗歌的情节进一步发展，再起变故，写狠心的阿爷、阿娘见黄郎久久不归，于是逼迫柳女改嫁：“阿爷逼妾嫁，朝呵暮骂相摧靡(折磨)；阿娘逼妾嫁，长荆短棘来鞭笃。”这位女子受尽种种屈辱和痛苦，而忠于黄郎之心仍然坚如磐石，她忍辱负重，决不屈服，一心等待黄郎的归来。悲剧在发展中，产生曲折变化，把情节步步推向高潮。第四段从“前门鸣乌鸦”到“妾死不值黄金千”，是整个悲剧的高潮和结局。在柳女急切的期待中，黄郎终于从远地归来，这对饱尝离别之苦的夫妻，本来可以团圆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黄郎经商不成，回来时囊空如洗，这招来了贪恋金钱的父母对柳女与黄郎的爱情的粗暴干涉，先是囚禁柳女，不许黄、柳夫妻团聚，同时对柳女施加冷嘲热讽：“阿爷笑语妾：‘还尔鸳鸯飞。’阿娘笑语妾：‘看尔连理芙蓉枝。’”最后，这对夫妻在冷酷的催逼下，走投无路，知道已经无法实现偕老到白头的夙愿，于是，双双饮下鸩酒，以死殉情，来实践他们早已立下的同生共死的誓言。他们的爱情之花，虽经“狂飙”的摧残而零落，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词句)，那纯真的情意、坚贞的品格和崇高的精神，将为人们所称道。从诗歌中，也明确地表露出，那只认金钱、不讲情意的邪恶势力，在那样的社会中是多么强大，它可以置人于死地，暴露了世俗观念的狰狞和罪恶。第五段从“西邻来看妾”到最后“不谱吴筝谱燕缶”，是全诗的结尾，是作者对悲剧结束后的补叙，记叙了人们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叹惋，也说明了自己写作此诗的原因，更表明了自己对纯真爱情的赞美，唱出了激愤悲恸的不平之声。全诗扣紧爱情悲剧的发展线索，在波澜起伏中，把各种矛盾的冲突与人物性格的刻画交织在一起，从而自然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充满了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这首诗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长篇叙事诗虽然不是没有，例如在爱情方面汉代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明代有《梁山伯歌》等，不过并不多见。但是到了清近代，文人创作的长篇大作忽然多了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说唱艺术中“鼓词”和“子弟书”的影响。“鼓词”又名“鼓儿词”，“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都是民间演唱的通俗艺术形式，取材于小说、戏曲和社会生活，以韵文为主，边说边唱，明白易懂，一般都有故事情节，篇幅较长，有的是长达几十回的长篇。就韵文方面说，以五、七言为主，很近于诗歌。这种民间文学形式，对于当时写作诗歌的文人来说，极富新鲜感和吸引力，不少文人都有学习模拟之作。“鼓词”和“子弟书”在清代都流行于北方，特别是在北京更为流行。这首《双鸩篇》，正是作者(浙江镇海人)从南方到北京后所作，显然是在听“鼓词”和“子弟书”的演唱后，受到了形式上的启发(诗中有“不谱吴筝谱燕缶”之句，包含这个意思)，因而使全诗在形式上颇有“鼓词”和“子弟书”的新特点。从内容上看，这首诗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梁山伯歌》相比，也有不同。后者的主题是反对专制礼教，追求婚姻自由，而这首诗除了有反对专制礼教的内容外，主要的还在于表现金钱对人性的扭曲，由于父母贪恋钱财，做着经商赚钱的美梦，于是残忍地拆散鸳鸯，最终逼得女、婿饮鸩而死，导致了一出悲剧的产生。当时，由于清朝中期的长期安定，生产有了恢复，商品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商业贸易也逐渐发达起来，不仅南方的苏、杭，北方的北京，就是地处西南边陲的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等地，也成了商业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对于金钱利益的追逐。像《双鸩篇》中这样的情事，为了获取金钱而不顾一切，在当时显然不只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包含着一种普遍的人情心态。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批判了只顾金钱、不要爱情的世俗思想，这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梁山伯歌》等相比，都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其次，由于这首诗采用了“鼓词”和“子弟书”的写法，因而在描写时，不仅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而且剪裁得当，详略合宜，不少地方描写得十分细腻。诗中的略处，主要是省去了那些读者可以意会的过程，例如：写结婚前后的情况只有两句，“与郎生小阊门里，与郎结褵在燕市”；写阿爷、阿娘日久嫌贫，要郎远出经商的巨大变化，也只有四句，“阿爷日久嫌郎贫，日日要郎离妾门。阿娘恨郎不赚钱，要郎远客三城边”；写黄郎经商失败归来，也只有“见郎入门来，见郎如梦里”等几句，等等。这就大大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增大了诗歌的内涵，显得笔墨简洁利落。更重要的是，通过省去过程，然后腾出笔墨来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细腻描写，这就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丰满，也使诗歌的主题发掘得更加深刻。例如第一段写结婚时双方的恩爱情形，就细致地分了四个主要层次：一是写“阿爷爱妾郎爱娘，但看郎欢为妾喜”，用父母的爱怜，来衬托“燕尔新婚，如胶似漆”(《诗经》句)的情形；二是写柳女对黄郎的依恋，“郎命妾所依，妾命郎所与。不愿与郎分，但愿与郎聚”，正面写出双方的恩爱；三是写“东邻窈窕女”对黄郎、“西邻轻薄儿”对柳女的挑逗，然而夫妻双方坚不为动，只知互有对方，表现出对于爱情的极其专一；四是写生死不渝、形影不离之志。通过这样细致描写，新婚的幸福和双方的深情厚爱，表达得十分深刻，给人以无比真挚之感，对整个悲剧也衬托得更加有力。又如第二段写柳女为黄郎远客“三城”送别，极为悱恻动人，更为细致地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先想象“三城”环境的险恶，写了“三城”的溪水、黑沙、劫贼、白骨、白杨、怪鸮、狐狸等，造成十分恐怖的印象；二是写为黄郎“换棉衣”“易食米”“市鞍辔”“置宝刀”，对不得已而远行的丈夫体贴入微；三是写“置得一杯酒，与郎作离别”，临行前对酒伤怀，痛楚欲绝；四是插写阿爷、阿娘的催逼、骂詈，为送别增加了紧张而又悲苦的气氛；特别是第五层六句，“妾手掩面啼声低，妾手不敢牵郎衣；向郎不语心依依，欲语又恐爷娘疑。见郎屈一指，似郎为妾经年期”，把双方的动作、心理、形象，以及人物之间的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都表现得细致深微，入木三分，真可谓一字一泪，使人不忍卒读，悲剧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像这样细腻的描写，在程度上大大超过了清代以前的一些叙事诗，有了在清近代勃兴的“鼓词”和“子弟书”的显著特点。

再次，为了深入地表现人物内心，诗歌还采用了故意重复的手法，造成一种回环往复、反复咏叹之势，增强了缠绵悱恻的感染力。第一段中的“妾身金缕衣(金线织成的衣服)，比郎光与辉；妾腕玉条脱(玉制的手镯)，比郎颜与色；妾佩明月珰(dāng，一种宝玉的耳饰)，比郎不断宛转肠”，这是用结婚时身上的穿戴，来表示柳女要永远记住值得珍视的爱情，同时也暗示自己要像身上的“金缕衣”“玉条脱”“明月珰”那样，与黄郎长相厮守，永不分离。这是整首诗的“主旋律”，它在以后各段中反复出现了五次，每出现一次，在“旋律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中都使感情得到了深化，其悲哀伤痛处，直欲催人泪下。在夫妻双方分离而又终于相会的痛苦过程中，作者用“十月开梅花，二月开桃李，六月菱荷香，青青出蒲苇”来暗示时间的推移，同时也表现柳女在等待中焦灼的心情，在诗中既有叙事的作用，也有烘托气氛和情绪的作用，这几句在诗中也反复变化，出现了三次，有力地加强了诗情的表现。像这样反复咏唱的诗句，诗中还有不少例子，这就使全诗造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气势，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

另外，诗中的女主人公是“妾”(即柳女)，也就是第一人称的“我”。作者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增强诗歌的亲切感，在叙事中加强抒情的意味，由悲剧中的不幸者来自道身世，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人物内心，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开始一句，女主人公就说“郎心爱妾千黄金”，这在全诗中具有重要作用。意思是丈夫爱我犹如千两黄金。这里不以别的贵重宝物作比，而以“千黄金”作比，显然正是针对当时世上崇拜金钱的风气而言，一开始就表明了女主人公蔑视金钱、以爱情为重的可贵的思想品德。到最后，女主人公在敌不过金钱的摧残而不得不饮鸩自杀时，又愤然发出了“郎死不值千黄金，妾死不值黄金千”的呼喊，这显然不是对命运的低头，更不是对过去认识的忏悔，而是对邪恶势力的有力揭露和控诉，前后呼应，表现出女主人公始终一贯的铮铮硬骨。在中间各个段落中，女主人公的自诉采用了内心独白、大段铺叙排比的手法，例如从第四句开始，就用“与郎”二字领起作排比句式，稍作跳跃后，一路直下，显得气势流贯。又如第二段“三城何

（qiúzú，险峻貌)”以下数句，又以“三城”二字领起作排比，气势极为浩荡。诸如此类的铺叙排比，诗中比比皆是，并且变化多端，整饬与散行相间，滔滔乎其来，真有江河奔泻之势，显出极为豪迈的气魄，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柳女那种热烈、豪爽、坚强的性格。读了这首诗，掩卷默想，一位年轻、热情、善良，对爱情坚贞执著，宁死不向金钱屈服的女子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唤起了人们无尽的同情，也引起了大家新的深思。诗歌的形式与内容做到了高度的统一，在长篇抒情叙事诗的创作中，开启了新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