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声甘州苏轼》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要想欣赏苏轼的这一首《八声甘州》，首先我们便要对苏轼当年写作此词之时代背景及心情，略有一点认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长短句》，谓“东坡别参寥长短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云云，其词石刻后，东坡自题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东坡年谱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苏轼一生仕途偃蹇，历经迁贬，他先后曾有两次出官于杭州。第一次是在神宗熙宁四年。当时神宗正在信用王安石，变行新法。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屡次上书言事，为新党所忌，遂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外出通判杭州。当时苏轼三十六岁。第二次则是在哲宗元祐四年（1089），当时哲宗已经即位数年，太皇太后用事，起用旧党之人，苏轼也早于旧党用事时被召还朝，而又因其论事忠直，与旧党亦不能尽合，复加以当时朝廷之内更有洛党、蜀党、朔党之争，遂复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当时苏轼已有五十四岁。两年后苏轼又以翰林学士承旨被召还朝，就是他在元祐六年被召还朝时之所作。至于这首词标题所提到的“参寥子”，则是苏氏平生交谊甚深的一位方外友人。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十六于《次韵僧潜见赠》一诗下，曾引《咸淳临安志》云“道潜，于潜浮溪村人，字参寥”。又补录引《施注苏诗》有关参寥事迹云“东坡守吴兴，会于松江。坡既谪居，不远二千里相从于齐安，留期年，遇移汝海，同游庐山。有次韵留别诗。坡守钱塘，卜智果精舍居之。入院分韵赋诗，又作《参寥泉铭》。坡南迁，遂欲转海访之。以书力戒，勿萌此意，自揣余生必须相见。当路亦捃其诗语，谓有刺讥，得罪，反初服。建中靖国初，曾子开在翰苑，言其非罪，诏复薙发”。从这些记述来看，则苏轼与参寥交谊之深可以概见。以上可以说是我们对于苏轼这一首《八声甘州》写作的时间与写赠之对象的简单介绍。至于苏轼之性格与其词之风格，则我以前在《论苏轼词》一文中也曾做过相当的论述（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盖苏轼天性中原具有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超旷之精神这两种不同之特质。前者可以说是他欲有所作为时用以立身之正途，后者则是当他不能有所作为时用以自慰之妙理。而苏氏之致力于小词之写作，则正是当他用世之志意受到挫折，第一次出官杭州通判以后才开始的，所以苏词之终于发展成为一种以超旷为主的风格。可以说正是他平生仕途受到挫折后，因之在欲以旷达自慰之情况下，所形成的自然之结果。胡寅在其《酒边词序》中，即曾谓“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这正是一般人之所共见的苏轼词之一般的风格，不过我们也不可忘记，苏轼之禀赋中既原来也还有一种用世之志意，所以在苏词中，虽以超旷为其主调，然而却时时也隐现一种志意未成的挫伤的悲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即曾谓词至东坡“寄慨无端，别有天地”。近人夏敬观更曾将苏轼词分为两类，谓“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慨，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者’，乃其第二乘也”。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这首《八声甘州》，则可以说正是苏词中“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的一首代表作。

此词开端之“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二句，写万里之风涛，气象开阔，笔力矫健。盖真有所谓“登高望远、举首高歌”之慨，初观之固极为超举。然而仔细吟味，则在其“有情”与“无情”，及“潮来”与“潮归”之间，却实在也隐含有无限感慨苍凉之意。表面虽然似乎是只写风潮之来去，而却在暗中隐寓了许多人世间之盛衰离合的无常之悲慨。而苏氏一生两度出仕杭州之政海波澜变化，亦复尽在言外。所以其下乃继以“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所谓“几度斜晖”者，实在已将苏氏初次通判杭州，及再次出知杭州，迄今又复将离去的数十年之沧桑往事，尽皆纳入其中矣。而以上数句却全从大自然之“风”“潮”“江”“浦”及“斜晖”之种种外在物象着笔，未及人事之一字。直到下面的“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二句，才点出人事之感慨。是真所谓在“天风海涛之曲”中，表现有“幽咽怨断之音”者也。但苏轼却在此二句人事感慨之后，当下就承以“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二句，立即飞扬超越而出。这实在是苏词中最为独到的一种境界。以上是此词之前半阕。至于下半阕换头之“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三句，则另换一种笔法，写记忆中难忘之西湖美景，意致清丽舒徐，真有“春花散空”之态。而事实上则此数句又不仅是写西湖景色之美而已，还更伴随有在如此美景中，苏氏与其方外好友参寥子之同游共处的种种情事。故继之乃云“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据我们在前面所引的《施注苏诗》之记述，我们知道自从苏氏与参寥相识以后，每当苏氏被迁贬之际，参寥都往往辗转相从，而当苏氏知杭州之时，更曾“卜智果精舍居之”，则其相知相得之情，自可想见。而且参寥也是一位诗人，现在苏氏诗集中还留存有不少与参寥相赠的诗篇。何况更加以当日“春山好处，空翠烟霏”之西湖美景的陪衬，是则这一份“诗人相得”之情，固真当为千古所稀，至今日读之，犹使人艳羡不已。而在写了如此美好的景物情谊之后，其下遂写入了今日之别情与他日之期望，曰“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在这两句中苏轼用了一个有关东晋谢安的典故，据《晋书·谢安传》所载，谢安功业既盛，颇为权臣所嫉，“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苏氏用谢安之故事，正在表现他今日虽被召还朝，然必不忘归隐之志，他日亦将东还，与参寥重会于杭州，此固为当年谢安之“雅志”，亦即今日苏轼之“雅志”也。而曰“愿谢公雅志莫相违”，以一个“愿”字的期望，与下面“莫相违”三个字相结合，则又于期望之中表现了无限忧恐之意。盖一则对入朝之召固不免有忧谗畏嫉之心，再则对年命无常亦不免有死生离别之慨。所以下面乃写出了“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数句的结尾。其中又用了一则与谢安有关的故事，盖据《晋书》所载，谢安出镇新城后不久，“遂遇疾笃”，其后“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舆入西州门”，未几即病殁。是其“东还”之志意，乃终于未能成就。谢安有甥，名羊昙，夙为安所爱重，谢安既殁，羊昙行不由西州路。一日因饮醉，不觉遂至州门，左右告之，羊昙遂恸哭而去。这自然是一件极可悲慨的故事。苏轼用之，虽然取了否定的语气，说“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欲以自慰慰人，然而究其实，则岂不是因为苏氏心中也正有如此的一份死生离别之悲的忧惧？综观此词，则一起之开阔健举，确如天风海涛之曲，而前片结尾之“白首忘机”也大有超旷之怀。然而中间几度转折，既有今古盛衰之慨，又有死生离别之悲，更虑及入朝从政之堪危，知交乐事之难再，百感交集，并入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