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京洛行曹丕》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煌煌京洛行》，是乐府古题，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列入《相和歌辞·瑟调曲》。古辞不传，此篇为曹丕依古曲调填写。《宋书·乐志》载“园桃煌煌京洛行”，就是指的这一篇作品。

关于曹丕写作此诗的意向，古代有人曾做过一些臆测。朱乾《乐府正义》中说：“汉自董卓驱徙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洛阳官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煌煌京洛化为土灰，卓之罪可胜诛哉！虽然，卓非能为祸也。由汉政不纲，功臣不保其终，贤人远避其难，其将相不忠不智，酿成祸败……故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郭嘉归魏而魏兴，管宁去汉而汉亡。迹其兴废，关乎人才去就如此……此则诗人咏京洛之微意也……亦魏文饰篡汉，托为《黍离》之作也。”从这首曲辞的本身来看，我们看不出它和京洛有什么关系，也看不到诗人对董卓焚烧京洛的“《黍离》之思”。顾名思义，或许原来的古辞是抒写这一史实的。至于说曹丕为“饰篡汉”而“托为”云云，因史料无证，也难以令人置信。不过，从本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看，说它“迹其兴废，关乎人才去就”，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首诗，正是从八位古代人物的政治斗争的兴废、福祸来向人们提供借鉴的。

全诗共分为五解。所谓“解”，就如乐曲或诗歌中的章节。它以叙史为主，叙中带评，兼及议论，用以表现诗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诗中先后列举了八个历史人物的事迹，或褒或贬，从中提出经验教训，以供人借鉴。其中有些评论，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但有些看法，对我们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解四句，主要说明：人生要有所建树，就必须具有真实的才能。诗人在说明这个道理时，没有抽象地进行说教，而是通过浅近的比喻让人们理解和体会。桃园里桃树虽然茂盛，但如果不结桃子，就只是空美而无用。同样，车子如果是“偏轮”，也是不能行驶的。因此，人生不能虚度，要做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要有真才实学，虚美是不能凭借的。

第二解八句，主要说明：人们要建功立业，必须明察时务、能放能收。诗人在说明这个道理时，先用了对比鲜明的两个例证，即：韩信能放而不收，结果惨遭“五刑”；张良酌时约身，善进善退，结果“保全名身”。接着，诗人又以“褒衣无带”为喻，进一步强调“大愤”“多言”的危害。“大愤”“多言”，应该是“放而不收”的重要表现。

第三解八句，主要说明：要建功立业，人臣不能欺诈，人君要听忠言。苏秦以“大言”游说六国，结果六国先后灭亡；在齐国“倾侧卖主”，结果车裂而死，都是欺诈的表现。楚怀王不听陈轸的忠言，结果兵败地削，以致后来客死于秦。看来，这里讲的乃是要建功立业，必须处理好君臣关系的问题。

第四解四句，主要说明：人臣要建功立业，必须量力而行，不然事与愿违，就会惨遭失败。吴起在魏国做西河郡守时，抵御强秦，甚有政声；但是入楚变法，触怒了贵族，结果身遭惨害。诗人认为，这是“智小谋大”的原因。

第五解八句，主要说明：人臣要建功立业，就要择主而仕，功成身退。郭隗善仕，燕昭王善任，结果燕国得以复国报仇；鲁仲连功成身退，结果名扬千古。

由此可见，诗人提出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功立业，因而他告诫的对象主要是人臣。一个人臣，既要处理好与时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君的关系，更要处理好自身的放收、进退、才智等问题，做到既有所建树，又“保全名身”。这是东汉建安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现实在诗人政治思想认识上的反映。其中，对某些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评论，是不正确的。如韩信的结局，不是收不收的问题；吴起的失败，更不是“智小谋大”的问题。但是，在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他提出的这些告诫，还是能引起有关人士思考的。

在诗中，论人评史，诗人的态度是鲜明的。如说苏秦“车裂固当”，说吴起“智小谋大”，显然是贬；说陈轸“贤矣”，说燕昭王“智矣”，显然是褒；称郭隗为“古之雅人”，称鲁仲连为“齐之高士”，就是更高的歌颂了。诗人用“一字一词寓褒贬”的手法，准确地表现了他告诫的倾向性，突出了本诗“叙中带评”的艺术特色。

曹丕是一位善于向民歌学习的诗人。全诗行文通脱活泼，无所拘束；语言质朴如话，言简意赅，没有雕琢藻饰的痕迹。这些，都可看出《诗经》、乐府民歌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