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莫应丰 |
释义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简介】: 莫应丰,湖南益阳人,1938年生,当代著名小说作家。1961年肄业于湖北艺术学院,同年参军。曾在广州军区文工团担任过乐队演奏、作曲工作,后任文工团创作员。1970年从部队转业后至湖南长沙市文化工作室(文化馆)工作,任文学创作组组长。1978年调至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任创作员。1989年2月病逝。生前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莫应丰从1972年起开始文学创作,以写作短篇为主,后专事长篇创作。从1972年至1979年,先后出版有《小兵闯大山》、《走出黑林》、《风》、《将军吟》等长篇小说。《将军吟》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 【内容概要】: 南隅市。空军新编第四军团司令员彭其的家,歌声高亢,琴音响亮。司令员的女儿湘湘与文工团歌唱演员赵大明的爱情关系正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但他们并不感到由衷的快乐。一种莫名的惆怅与隔膜无形地横亘在他们中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正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掀起不同的波澜,也使这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已往温馨宁静的气氛。赵大明从军团政治委员的女儿陈小炮的不慎失嘴中得知,一向耿直磊落的彭其司令员在空军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向空军最高领导吴法宪提出了激烈批评,对此,北京的有关人士极为不满。彭其的这一举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使所有知情的人都感到震惊、恐惧与不安。赵大明经过深思熟虑,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决定暂时斩断和彭家的联系,站到了以“革命家”范子愚为首的造反队伍中。彭其的秘书邬中更落入了恐慌之中。经过和妻子刘絮云的反复论证,决定重新找一个靠山。于是,邬中及其妻子很自然而且顺利地投入了军团头一号人物,北京方面的红人,宣传部长江醉章的怀抱,为其效犬马之劳。在江醉章的唆使下,一心只想造反的“革命家”范子愚,早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狂喜,像一条暴怒的狗,随时准备扑向目标。彭其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感,他决定对这批革命狂给予初步的教育。兵团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终于到来了,范子愚们首先把目标确立为冲击政治部大楼。按照彭其预先的布置,范子愚们没有成功。赵大明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在他的努力下,这场造反才没有一败涂地。范子愚等一百多人被暂时关起来,他们荒唐无知的行动本来有足够的理由对其绳之以法,但彭其并不想那样做,他只想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他以自己四十多年的党性和年龄,以血与火的经验,和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赵大明等亲耳聆听了老将军激动人心的人生与革命的教育。但别有用心的江醉章却把彭其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讲话录了音。至此,兵团的革命运动的锐气,在彭其等人的人格与党性面前,遭受了初步的挫折。江醉章等更深刻地认识到,不打倒彭其,兵团的革命运动便无法开展,而这个时机正在到来。为此,在其精心策划下,突然袭击,以反革命为名,揪斗了彭其的老战友,兵团管理处处长胡连生,只因他公然顶撞并痛斥江醉章等专门搞鬼,专门害人,公然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态度。面对胡连生被突然揪斗,彭其异常震怒但却无能为力,他感到魔鬼正闯入军营,一座无形的大山正向他压来。他充分认识到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彭其的暗中保护下,胡连生被从造反派手里保释出来,暂时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暗地里,江醉章正在罗织罪名,在北京方面的授意下,加紧了迫害彭其的阴谋活动。胡连生事件发生不久,他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绑架了彭其并秘密地关押起来。彭其的家属也遂遭迫害,被下放到农场进行改造。在江醉章的信任与重用下,赵大明被责以整理彭其的“黑”材料,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所谓的“篡党夺权”的录音是伪造的,他陷入了被蒙蔽后的巨大痛苦之中,经过一系列活生生的教育后,他开始警觉起来。在掌握了彭其的“黑”材料后,彭其被带到北京继续交待其罪行,而江醉章因为打倒彭其有功,被北京方面委以四兵团政治部主任。目睹这一切,彭其的老战友政治委员陈镜泉无能为力,无法提供哪怕是细微的保护,他压抑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不得不任这一切继续进行下去,并不得不充当兵团革命的领导者,审查彭其的直接负责人。彭其对此备感失望,陈镜泉的软弱表现深深地伤了他的心。在北京,彭其不卑不亢,拒不认罪,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后留在了北京。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彭其借酒浇愁,醉后不慎从桥上摔下来,恰被路过的老工人赵开发救起,原来这人竟是赵大明的父亲。赵大明也赶到家中,见此情景又惊又喜。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彻底悔悟,越发感到了这场革命的破坏性与罪恶性,他决定保护彭其。失去了江醉章信任并被一脚踢开的“革命家”范子愚,只身进北京抢功,被一致拒之门外,落得流浪街头。在北京看大字报时,无意中发现江醉章原来是曾经变节的叛徒。他想关键时刻要挟江醉章。彭其的腿伤愈后,又被送回南隅继续交待罪行。江醉章欲置彭其于死地,命已升为兵团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邬中亲自处理这件事。遵照江醉章的指示,邬中把彭其秘密关进了一间又湿又阴的石头小屋,对其进行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迫害,把直接看管彭其的任务交给了赵大明。无奈,赵大明只有从命。范子愚掌握了江醉章历史材料的事终于让江醉章知道,他反戈一击,把范子愚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范愤怒绝望而后堕楼自杀。对此早有留意的赵大明在范自杀的现场获取了有关江醉章的材料,并巧妙地带了出来。他决定复员并把材料转给了陈镜泉政委,陈镜泉恍然大悟后陷入了更深更痛苦的自责中,但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胡连生遭迫害、彭其被治罪,副司令被迫害自杀,整个部队从机关到前线已全部瘫痪??在陈镜泉痛苦悔恨之时,在北京的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要接彭其去北京,以免其继续遭迫害。彭其又恢复了自由并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与亲人战友们一一告别后,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目送彭其的专机起飞,陈镜泉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终于昏倒在机场草坪上。 【作品鉴赏】: 作为诞生在灰暗土壤里的一棵生命树,《将军吟》的出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出现本身,它的成功与缺憾,贡献与不足,都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探讨。面对这一充满了悲剧情感,同时也充满了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你无法保持局外人的镇静,无法掩藏自己的灵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去的文本,它在毫不妥协地把我们提升到自我证明的人生状态后告知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及艺术秉赋。这一切皆来自思想的芦苇对于混沌世界的困惑,对于铁一样真实坚硬的意识形态生活的怀疑和抗拒,来自个体存在与群体活动的对峙与较量。《将军吟》讲了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从正面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给历史留下一面镜子,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深度超过了正常的历史理解力与想象力。与正面的时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笔端显然更多而且频繁地沉溺在个人生活的世界里,显然更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反应与心理态度,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颠狂、盲目、任意、破坏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时代成为了一个沉重的阴影,成为了一个“魔鬼”:是什么“魔鬼”跑进来作怪使一个堂堂的集团军司令竟失去了掌握小小会场的权利?是什么“魔鬼”的凭附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属于自己使生活失去了基本的秩序?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那场加勒比的飓风,时代在这里变得神奇并富有“魔力”。对这种魔力作者无力索解也无须索解,解决人与历史的尴尬也许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责任,能够发现这种境遇并表现出来昭之芸芸众生,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已经近乎一种刻意与苛求了。在这个意义上,《将军吟》已经让新时期之初一连串的艺术动作相形失色了,莫应丰在1976年的思考令当今所有进行文学操作的人都感到了沉重的失语。然而,作品的深度并不仅限于此,与社会批判双重进行的是对构成基本社会单位的个体生存活动的审视与分析,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上,拷问了自我的灵魂,通过对个体诸生相诸心态的陈列,让我们看到了潜伏在每个人心中并相机出来表演的“魔鬼”:原始本能的恶欲。贪婪、自私、破坏??正是这些阴暗不安的成份,才使得人在更多的时候失去掌握自己的机会而去听从冥冥之中的魔鬼的笛音。但可悲的不是人无力抵抗“魔鬼”的诱惑,而是根本不肯倾听自我心灵的回声,根本不去营造自己的意志之墙来阻碍“魔鬼”的出入。彭其司令员的秘书邬中、门诊部护士刘絮云、“革命家”范子愚、文工团员邹燕??这一干小人物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一场罪恶中去不能自拔,就在于他们对社会生活流的主动委身与自觉投靠。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个经常被剧中角色所感动得落泪的话剧演员邹燕,在参与对老红军胡连生的斗争时,良好的本能使她面临惨剧的发生时竟控制不住落下眼泪,但她宁可选择去厕所擦去软弱可耻的眼泪后继续斗争,而不选择听任眼泪流下来,选择自己的良知。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文化大革命”悲剧乃至任何一场历史悲剧的发生与延续,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也许都该担负不可推卸的罪责。遗憾的是这一思想在1976年以后许多年里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中都无法找到回声,只在一部八旬老人写就的《随想录》里才达成共识。这种结果不能不引人深思。《将军吟》最初创作于1976年3月至6月,正值“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夕。但是,像“文革”最初的岁月一样,社会意识仍然处于盲目肯定的状态,残缺的感性的迷狂仍然凭附并占据着全体的社会心灵,“革命”胜利后新生活的幸福还像一轮初生的太阳令人陶醉。一切都罩在和平神圣的光圈里,新时代消息杳杳无期。作者所面对的就是这种近乎绝望的虚无和永恒,除了自己的心灵和眼睛之外,他无所借助也无复依傍。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能够产生上述否定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细腻,恐怕不是单凭一种单纯的冒险精神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所谓“写真实”的创作方法所带来的正效应,而应归纳于一种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真正的艺术不应是时代生活的寄生品,不是对传统的重复,而应为时代形象、为传统提供一种可资参照的价值体系;它缘于一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意志,缘于对表象性质的思维方法的摒弃,缘于艺术家对自我心灵连续不断的倾听与辩析。离开了这些原则,艺术将失去所有的庄严而沦为一种肤浅的风雅形式,成为一张空洞的标签。《将军吟》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除此之外,《将军吟》做表达体系、表达机制也基本近于完整而健康,生动如生的人物形象,叙述基调的沉著与抒情,语言风格的清新与朴实,连共时性组接中呈现历时性流动的结构等等,都具有自己个性的特征而较少当时文学习尚的影响。只有在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在宣传部长江醉章的形象上,明显地存留了“反面人物”时代特征,明显地接受了阶级斗争文学意识的影响,这是避免不了的。任何具有独立意志的作家在枝节的细节方面都免不了趋俗,否则就是“超人”了。但在逻辑上,“超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看来,《将军吟》的缺憾是必然的,是命里注定了的。(王景涛)孟伟哉昨天的战争(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作者简介】: 盂伟哉,当代诗人、小说家、著名文学编辑。1933年10月生,今山西省洪洞县人。父亲为抗日战士,1937年加入抗日决死队对日作战,1940年牺牲。父亲牺牲后,孟伟哉即辗转于亲戚家里,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中先后读完了初小及高小。1948年6月参加人民解放军,跟随部队从华北、西北转战至西南;1951年3月又随部从四川北上入朝作战,同年5月在朝鲜前线负伤致残。服役期间,曾为连队宣传员、军师文工队队员及师文工队分队长、师团政治机关见习干事及师政治部秘书。1954年秋,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58年毕业后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64年秋借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任干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赴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7月重新分配工作后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75年10月调至《诗刊》编辑部任负责人。1977年9月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及具体领导工作。1950年起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54年5月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通讯员的故事》后,陆续创作出版了儿童小说《小英雄嘎娃》、长篇小说《松林琴声》及长篇叙事诗《英雄像》。1974年至1976年,创作出版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此外,尚有《典型共性及其他》、《关于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等多篇影响广泛的文艺学理论作品。 【内容概要】: 1952年末至1953年夏,朝鲜战争已接近战略相持阶段,在所有的正面战场,中朝军队几乎以占据优势的状态完全遏制住了美军的进攻并对其施以毁灭性的打击。朝鲜战争使美国陷入了泥潭,其政治形象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显露出尴尬的神态。为扭转其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地位,摆脱在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难堪处境,新上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决意孤注一掷,试图再行“仁川登陆”的方式,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位开辟第二战场,以期将中朝军队包抄聚歼,从而最终赢得这场不义之战。针对敌这一阴谋,我志愿军的一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一个军团协同作战,相机应变,除在正面战场继续消弭美李伪军的有生力量打击其士气外,决定派志愿军英雄团长周天雷率领一支由中朝人员共同组建的一支精干小部队深入敌后,侦察敌这一详细计划,以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周天雷是一位只有二十九岁的年轻指挥员,但早已身经百战,不仅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足智多谋,干练稳健,富有深厚的军事学修养,同时政治秉赋也极为优异;正是考虑到这些特点,军党委才把这一重任交付与他,在希望他顺利地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一特别的行动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周天雷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任务的重大政治、军事意义,同时也意识到了其中的艰巨与复杂性,但革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小分队集体所表现出乐观旺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激情,使他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经过一段紧张周密的训练准备后,小分队在我军一次颇具声势的攻击掩护下,顺利地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以极其敏捷的速度潜入到了敌后的一个山洞里,略事隐蔽休息后,又冒雪继续上路了,向着指定地点水川里进发。他们以李伪军的面目大摇大摆行走在敌人穿梭往来的公路上并巧妙地截乘了李伪军的一辆卡车。行进途中,小分队所在的敌车队遭到了韩飞兰率领的“游击队”的袭击。韩飞兰是周天雷所在团队政委潘振的妻子,是一位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为营救五位负伤的战士,她们在前次战役中落入了敌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险恶的生存环境没有使她们屈服,反更激发了她们的战斗意志,在韩飞兰的率领下,她们在敌后建立了游击区,常常袭扰敌人,威震敌胆。目睹在敌后尚有壮烈非凡的革命行动,使周天雷等人深受鼓舞,借搜的的耳目,周天雷为这些尚未谋面的英雄战士留下了一张激动人心的纸条。他们安全如期地到达了联络据点水川里李炳珠的家里,了解敌情,等待我军指令,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与此同时,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则陷在一片焦躁恐慌之中。罗木山阵地的失守、我军意图不明的出击及来去无踪的“游击队”的活动使美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坐立不安,喜怒无常,在等待蜂腰登陆计划检查小组到来的同时,他也在等待自己前途未卜的命运,他感到在自己对面的是一位他从来没有遇过的强大对手,这个对手令他无法把握也难以应付。周天雷等很快侦查到了美特别行动小组的行踪,决定毫不迟疑地夜袭驻扎在战略要地九号郡城里的美军师部。周天雷沉着果断的指挥,使袭击行动非常迅速,小分队里的每个成员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及应有的作用,排除了一切意外的困难,在抓获了特别小组成员威尔逊上校后,捣毁了敌师部,分兵两路撤出了九号郡城。北路,在周天雷带领下,携带俘虏,机智地乘敌装甲车到达敌前沿,在我军接应下,顺利地回到了我方阵地;南路,以朝鲜人民军女少尉安英淑为首,也安全地潜回到了水川里联络点待命。根据威尔逊的供词,我军决定立即攻打敌军重要阵地橡林山,继续压迫正面战场的敌军,以使敌人放弃任何一种幻想。经过慎重论证,军党委决定让周天雷指挥这场空前规模的陆空协同攻击战。周天雷出色的指挥、空军有力的支援及志愿军战士的忘我作战,结果仅用两天的时间便解决了橡林山战斗,美军制造的橡林山牢不可破的神话彻底的破产了。威尔逊的“失踪”及罗木山、橡林山主阵地的相继失守,使美军本部大为震怒,决定由战争狂泰勒出任美第八军军长,妄图重整局面,挽回败局。泰勒为了不虚此任,决定不惜代价夺回橡林山。就在橡林山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远在敌后方,韩飞兰率领的游击小组也大展身手,在战斗过程中,她们发现了周天雷留下的纸条。当韩飞兰认出是周天雷的笔迹时,内心深受鼓舞,她敏感地意识到周天雷出现在敌后的重要性,并意识到重归大部队的时间就要来临了。经过艰难寻找,他们终于和朝鲜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而潜伏在水川里的金英淑,率领着中朝战士,也与敌人展开了周旋,严厉镇压了水川里的反动分子,解救了大批革命群众。保卫橡林山的战斗打响了,周天雷把指挥所移上了前沿阵地,而泰勒也亲临前线,全力指挥敌人反扑。泰勒座机在前沿的出现,引起了周天雷高度的警惕,他虽然不知道坐镇对面的是赫赫有名的好战分子泰勒,但却觉察到了敌军的反扑规模也许超出了想象的程度,于是他积极和军党委联系,决定实施反冲锋,乘敌立足未稳,大量杀伤敌军,打其锐气。战斗进行得空前激烈,结果,泰勒被绝望地孤立在敌前沿指挥所里。周天雷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及我军战士钢铁般的意志,深深地震骇了泰勒的灵魂,迫使他全新清醒地估价眼前这场战争,他觉得他碰上的是任何武器都难以征服的巨人,面对这样的巨人,他无能为力,狼狈之下,只有乘重型坦克逃离前线。敌军的反扑被彻底地瓦解了,橡林山主峰上,我军的战旗变得更加鲜艳醒目;橡林山上,周天雷等正等待着更加严酷的战斗考验。 【作品鉴赏】: 作为一部诞生在不幸时代里的小说文本,《昨天的战争》在诸多的方面都很值得当今的文学研究者们去认真地研读、分析与总结。一个资赋优异、积累丰厚同时又富于创造热情的艺术家却偏偏逢上了一个荒唐并把荒唐演为极端的时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令人惋惜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显然过于微弱渺小,很快便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结果,他越是想挣扎站起便越窘迫难堪,越是想站上时代的峰颠,便越使自己沦为一个悲剧的角色。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昨天的战争》的作者显然也无法幸免,因而使得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始终无法走出那个时代病态化的审美风范的阴影。试图为一场残酷壮烈的战争留下一幅形象的画卷,试图让人们永远地在这场战争的胜利中汲取前进与创造的勇气、力量和启示,这本来是一种高贵善良而美好的意愿,这一意愿本身是真实自然的,她来自真实的历史本身并被历史所证明,而非来自个人的欲望与冲动;但是,由于过于从精神本质上去把握这场战争,由于仅仅在道义与政治上去表现战争,结果战争本身变成了一种轻松的游戏,变成了一个神话般的胜利与失败的过程,同时,由于作者的笔墨过于滞留在一两个人物形象的英雄行为上,限制了作品的纵深与开阔感,这样,整个作品的写作行为与主题表达就有了乖离之处,创作意图实际上处于未完成状态,读者除了赞叹战争中神话般的奇迹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收获。就人物塑造而言,主人公周天雷的形象显然过于定型化,因为人物性格没有任何变化发展的过程,这样,故事就成为了一种摆设一种道具,没有任何的自律性质,叙事行为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单调而机械的事情,因而,作品在接受阅读之中也就逐渐地失去了其所应有的价值。这样说,并非是从观念及美学风格上全面地否定这部作品,尽管这一作品存在着上述一些非常不利的因素但还是为时代提供了一些至为新鲜的经验,诸如在另一组形象体系的塑造上——即所谓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范佛里特和泰勒这些历史中实有人物的处理,作者并没有简单化,而是在抓住其思想本质的同时,尽可能地写出其内心世界和气质,写出其情感态度和作为曾经在战史上显赫一时的将军性格化的一面。比如范佛里特,犹柔之中又有善于预见的本领,偏偏是个无情的战争贩子却又偏偏对战争生出惶惑与伤感,动情之处,往往令人难忘。泰勒呢,是个战争狂人,作品对此写出了他的勇于冒险的精神,同时又写出了他爱面子的虚假的一面,写出了他统率部队一定的能力也写出了他沮丧时古怪复杂的情感反应等等。这一现象确实令人深思,归根到底,恐怕还是和作者在塑造这些反面形象时较少观念束缚因而具有较大的自由创想余地有直接关系。《昨天的战争》在这一点上再次证明了一条亘古不变的艺术规律:创作是在体验状态中发现调节,充实作家自我经验与思想的行为,是自觉与直党的统一,是感性与理性的相互辩证,如果离开了自我的体验及对物质与生命世界的冲动、发现和探究,它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王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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