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薤露行曹操》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在曹操的诗作中，《薤露行》和《蒿里行》两首，历来受到诗论家的重视。它们以沉雄、凝练的笔墨，记录了震荡汉末的“董卓之乱”的始末，抒发了“悯时悼乱”的苍凉情怀，曾被钟惺誉之为“诗史”。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大将军何进谋诛诸常侍（宦官）及其失败。“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说的是汉灵帝任臣不良，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乱。前人以为“不良”之臣专指何进，其实还应包括中常侍张让诸人——他们都是这场祸乱的酿造者。这两句吐语雄快，直揭祸乱之起因，表现了曹操作诗单刀直入的沉雄风格。“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彊”，这才转到了何进。此人本无远谋，依仗何太后之势执掌朝政，竟想诛杀羽翼已成的朝中宦官，可谓“知小而谋彊”。诗中将其比为学人冠带的猕猴，不仅形象生动，更显示了诗人对他的轻视和鄙夷——这样的斗屑之徒，怎能主持大谋？接着四句叙何进之败。何进为诛诸常侍，曾召请董卓等人率师向京城，终于胁迫何太后罢黜了张让诸人。这本是进而诛杀他们的良机，何进却“犹豫不敢断”，任其为何太后复用。结果，张让诸人伏兵内宫，剑斩何进于嘉德殿前。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己亦先受殃”。接着，袁绍兄弟与何进部曲率兵入宫，捕杀宦者二千余人。但张让、段珪等数十人，却劫持少帝和陈留王，从北宫取道洛阳谷门，奔小平津。诗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二句，即指此事。少帝被劫原发生在何进“受殃”之后，但在诗人看来，后者事小，前者才是国之大祸。故在诗中颠倒叙次，先叙少帝蒙难，并以“白虹贯日”之象加以渲染。一场突发的宫中变故，便以惊心动魄的景象，震撼了读者。

自“贼臣持国柄”以下，为诗之第二部分，接叙董卓之乱。董卓当时拜前将军兼并州牧，“驻兵河东，以观时变”。何进私召董卓等进兵京城，以及少帝的蒙难，为他提供了实现勃勃野心的机会。他当即率兵赶到北邙迎还少帝，随即却废少帝为弘农王，弑何太后于永乐宫，立陈留王为帝（汉献帝），终于独擅了朝政。袁绍于是连结十路同盟，兴兵共讨董卓。董卓又鸩杀弘农王，并逼迫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宫室、宗庙焚毁殆尽。这一切若要逐层写出，当需许多笔墨。诗人在此节中，以驭兵之法驭笔，仅用“贼臣持国柄”一句，将诸多情节一笔扫过，便长驱直进，径接少帝的被杀和迁都长安之事。这样的运笔气势，是极为雄恣的。但雄恣并非无情。诗中记叙董卓“杀主灭宇京”的大动乱，就带着浓重的伤悼之情。“荡覆帝基业”二句，慨叹洛阳宗庙的被毁、汉家四百年帝业的颠覆，语气极其沉痛；“播越西迁移”二句，描摹洛阳居民西迁长安途中的号哭惨状，更觉字字酸楚。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洛阳）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有孑遗”，正为此诗的描述，提供了真实的背景。全诗叙事至此突然顿笔，收束则是两句深长抒情之语：“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微子”当为箕子，乃商末大贤。商亡后箕子过旧京，见到一派荒废景象，因作《麦秀歌》以抒哀伤。曹操的结句思接千载，因箕子悼商之典，抒写自己的悯乱之情，情韵悠远而深沉。

《薤露行》原为乐府旧题，古辞“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汉代以之为“送丧歌”。曹操却用此旧题写汉末时事，这是一大创造。董卓之乱起因久远，过程复杂，涉及的人、事颇多。诗人仅以十六句写尽，笔墨高度凝练。诗之前半叙何进之败，重在议论和评断；后半叙董卓乱京，时有慨叹和伤悼。这都显示了曹操作诗直抒胸臆的本色。前人称此诗“起雄直高大，结悲痛哀远”“莽苍悲凉，气盖一世”（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实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