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
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
鉴赏
天宝十四年（755）在唐史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杜甫一生中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长安困守十年，本年十月终于“官定”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算是有了一个结果。十一月遂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寄居那里的妻子。途经骊山时，见羽林军戒备森严，宫中音乐之声清晰可闻，玄宗和贵妃由近臣陪同在温泉宫过冬，山上歌舞升平的氛围和杜甫一路看到的社会状况，形成极大反差，使他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预感。这预感非常准确，当时安禄山已起兵渔阳，消息尚未传到长安。而杜甫这次到家，又遇上小儿子饿死。诗人推己及人，忧心如焚，因而写下了这篇堪称十年思想总结的力作。
诗分三大段，从篇首到“放歌破愁绝”为述志，清人浦起龙所谓：“首明赍志去国之情。”（《读杜心解》）开篇自称杜陵布衣，自笑越老越糊涂，竟想做大臣，攀比辅佐虞舜的稷与契——这里，诗人明明白白说出了生平抱负，又以“拙”“愚”自嘲迂阔（“濩落”即“瓠落”，语出《庄子•逍遥游》）。因此备尝艰辛（“契阔”），却心甘情愿；还心存期冀，死而后已（“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别人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难免被人取笑。可他还是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让别人去取笑。以下另起一意写思想矛盾，说并非不能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度日，但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人民的君主，所以常有“端居耻圣明”（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的感觉。虽说朝廷上济济多士，不缺他一个，无奈他热衷政治，如葵花向阳，禀性不能改变。虽说很多人都像蝼蚁一样，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他却羡慕巨鲸，志在大海。干谒达官，寄食“友朋”，自然不免惭愧。他一直活得很累，又不甘心埋没风尘。怀着稷契之志，却“官定”率府。明知是命运小儿的捉弄，却自惭不能辞去，像巢父、许由那样果断——“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官定》）也好，“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也好，一样是自我解嘲。以上大体四句一解，每解有正反两层意思，边破边立，如剥蕉心，千回百折，唱叹有情。
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为纪行，由身世感慨转入对国事的忧念，即“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浦起龙）。先六句写上路情形，诗人夜半动身，清早过骊山，由于霜冻，冷得人连拉断的衣带都结不好；这时大雾（“蚩尤”）满天，霜重路滑。温泉热气腾腾，军校来往如织。骊宫的乐声，依稀可闻。“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天宇广大貌）”，即所谓“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白居易《长恨歌》）。想必山中的近臣（“长缨”）正在享受平民（“短褐”）梦想不到的赐浴、赐宴的宠荣。赐宴的同时，还备有丰厚礼品，即“又实币帛筐篚（竹器包装），以将其厚意”（《诗经•小雅•鹿鸣》序）。诗人挺身而出道：须知这些赏帛，本是民间女工辛辛苦苦织成，经过官吏的横征暴敛，进入国库。君王赏赐群臣，目的乃在安邦治国。大臣如果忽略了这个根本的道理，这些赏赐不等于白扔？儒学核心本是个“仁”字，朝廷多士应该为此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而上层腐败很不像话，据说国库中的财宝转移到了贵戚之家。豪门拥有神仙样的歌童舞女，过着奢靡的生活。豪门宾客的着装都用貂皮，享用着驼蹄煲汤一类佳肴，寻常酒肉只能任其变味。诗人再次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仅一墙之隔，墙里温暖如春，墙外有人冻死，阶级对立的态势如此严重，使诗人心中非常难过，再也说不下去。
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到篇终为述怀，即“末述到家哀苦之感”（浦起龙）。先叙从骊山所在的昭应（陕西临潼）到奉先，途中北渡渭河（泾水至此已与渭合）的一段艰难历程，在迁徙不定的渡口，只见河水挟着冰块，似从崆峒山居高而下，其势简直要将天柱撞折。诗人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写出不祥预感。渡河后还有大段行程，不更着一字，径写到家的情况。按，杜甫的家庭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可以稽考的子女有七个：宗文、宗武两个男孩，《北征》中提到的“晓妆随手抹”的长女和“补绽才过膝”的两小女，加起来共五个；第六个即本篇中饿死的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儿，当时尚未出生。算起来，连同杜甫夫妇，即不满诗中所谓“十口”，亦不远矣。诗中写自己到家即闻哭声，想不到不满周岁的小儿子居然饿死。连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没有悲哀？他为自己回来得太晚，未能尽到父亲的责任而自责。当时“高马达官厌粱肉”（《岁晏行》），难道官卑职小之家的孩子就该自生自灭？没想到刚过秋收，饿死人的事就发生在自己家中。自家世代为官，还享受着免交租税、免服徭役的照顾，仍不免有如此的辛酸；无依无靠的百姓的不能安生，世间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和长期戍边的人，他们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为此，诗人的忧愁已漫过终南山，至于无边无际。
本篇内涵很深、包容极大，可以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顾宪成东林书院对联），也可以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通过作者的亲历身受，表明了天宝年间，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严重到连一个小官僚家庭都没法养活自己的孩子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定可言？本篇以还家行程为主线，展开议论，杂以叙事；体制宏大，而构思缜密。由于话题沉重，思想沉郁，故语言简古，用入声韵，涩而耐味，风格十分典重。在尚无大众传媒的古代，杜甫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传达社会底层民众呼声的任务。这篇长诗表明，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杜甫都超过了同时代别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