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九章·惜往日 屈原 | |||||||||||||||||||||||||||||||||||||||||||||||||||||||||||||||||||||||||||||||||||||||||||||||||||||||||||||||||||||||||||||||||||||||||||||||||||||||||||||||||||
释义 | 九章 惜往日
注释 〔1〕娭(xī):《说文》:“娭,戏也。” 〔2〕澂:同“澄”。清澂:此处作动词,言人之明察。 〔3〕虚惑误:为虚惑所误。以无为有曰“虚”,以假为真曰“惑”。 〔4〕百里:百里奚,春秋时贤人,曾为奴隶。秦穆公用五张羊皮将其赎出,任为大夫,成就了霸业。 〔5〕伊尹:传说伊尹原是商汤妃子有华氏的陪嫁奴隶,曾做厨子,后得商汤重用,委以国政。 〔6〕吕望:即姜尚,传说他曾在朝歌做屠夫,后辅助周武王灭商。 〔7〕甯戚:春秋时卫人,家贫,为人挽车,至齐,于车下饭牛,扣牛角而歌,齐桓公闻而异之,拜为上卿。 〔8〕缪:同“穆”,指秦穆公。 〔9〕吴:指吴王夫差。 〔10〕子胥:伍子胥,吴国的贤臣。吴王夫差不纳伍子胥的忠告,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竟亡于越。 〔11〕介子:介之推,春秋时晋国贤臣。 〔12〕文君:即晋文公。文君做晋国国君之前,流浪在外十九年,介之推从其行,途中曾割股肉为之充饥。文君回国后做了国君,群臣争功求赏,介之推偕母隐于绵山。后来文公终于想起了他,派人寻找。介子躲在山里不肯出来,文公令人三面放火烧山,诱他出来,结果介子抱树被烧而死。文公着素服亲往吊唁,改绵山为介山,禁采樵。 〔13〕优游:此重言德之大。 〔14〕 〔15〕嫫(mó)母:传说黄帝的妃子,容貌最丑。 〔16〕列宿(xiù)错置:群星交错。蒋骥注:“言著而且多也。” 〔17〕自备:意指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鉴赏 本篇以首句名篇。《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等篇的真伪问题,自南宋以迄当代,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以为伪者虽然提出种种理由,却未能将屈原著作权剥夺。其写作时间,篇中有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又云“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蒋骥注:“《惜往日》,其灵均绝笔欤。夫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此世所谓孤注也。”(《山带阁注楚辞》)现代楚辞学者郭沫若、游国恩等均从此说。本文亦从之。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诗人追忆往日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授其左徒官职、让其整饬朝纲、昭明国是、以振兴楚国时,便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慨,故而痛惜。“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诗人自谓尽责尽职,凡内政外交,必审慎缜密,不敢苟且;修明法度,必严格遵奉先王遗训,条斟句琢,明确无误,不存疑义,以昭示众庶。据史实,距屈原前七十余年,楚国有吴起变法,其内容为“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史记·吴起列传》)。可以认为诗人的“奉先功”,当指上述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的祖制,造为的宪令中必有侵犯公族权益的内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进谗言说屈平“伐功”,显然是诋毁,但亦可佐证诗人修明的法度已付诸施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政绩,故而出现了“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的兴盛局面。国家富强兵力强大是由于法制确立的结果,“法立”是国富强的首要条件。这里“贞臣”乃屈原自谓。楚怀王委任得人,屈原为政竭忠尽智,即使稍有失误,怀王亦不予苛求,君臣各得其乐。这是诗人最得意最值得骄傲的时期,追忆起来还口角留馨,但是,好景不长。“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这里,诗人把他遭谗蒙冤见疏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诗人心地纯厚,严守国家机密;上官大夫因嫉妒而进谗言;楚怀王不明察事实真相,信而发怒并疏远屈原。诗人将冤情寓于事实、寓于事理的陈述之中,词语浅显,然是非分明,其悲愤之情,灼然自现。然诗人遭受的打击迫害接踵而至:秦昭王诳怀王会兰田,屈原谓秦不可信,力谏王勿行;怀王听信稚子子兰的意见,遂入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兰因前嫌,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将其放逐。故诗人又再次直指谗佞人壅君之罪,“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屈原在怀王时期,上官大夫曾进谗言,因而见疏,这是第二次,所以说“又以欺”。 “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尚图返国以竭忠尽智,然而谗言日笃,终不见纳。于是诗人悲愤地喊道:“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诗人将矛头直指顷襄王,指斥他对上官、靳尚之徒以往虚饰的罪状不作检验考实,错误地将己放逐,之后又不作反思;对其现在散布的种种流言蜚语,轻信不疑。这里,诗人不仅指责谗人壅君之罪,还重言顷襄王愚昧昏庸。面对楚国的黑暗现实,诗人进一步质问:“贞臣”而“被离谤”,“无罪”而“见尤”,“诚信”者需要躲避、提防——这种忠佞倒置,是非不明的溷浊局面,其责任应该由谁承当?诗人的回答是清醒的,“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而无由”。君王胸无准则尺寸,于冤不作省验核实,障壅蔽塞,情不上达,故而使贞臣遭谗被黜,欲谏不得,报国无由,又哪能舒展情感拔出诚信呢?诗人对己身死名灭不足惜,只痛惜谗人壅君之罪不能大白于天下。 以上几章,诗人沉痛陈述其遭谗被黜及其沉湘的缘由。其用意不在昭雪己之冤,而在痛惜怀、襄两君不能明察谗佞人壅君之罪。 “闻百里之为虏兮……因缟素而哭之。”诗人临近沅湘之深渊,步彭咸之志向已决,面对楚国的现实忧心如焚,故而颠倒重复,不厌其烦地引用史实,希冀昏君知人善用,举贤用能。百里、伊尹、吕望、甯戚等均出身卑贱,然汤、武、桓、穆不因其卑贱而忽视其才能,举而用之,终成霸业。诗人以史实苦谏顷襄王即便不能像汤、武、桓、穆贤德明智,亦得要如晋文公知错必改,尚不失为仁义之君,至于夫差应引以为戒。诗人于楚国之忠,于君王用心之苦,于斯可见。 承上所述,诗人认为历史上或忠信者死于节烈、或奸佞者重用不疑的情况之所以存在,同样是君王弗参验而考实,情不上达,赏不应赏,罚不应罚。这种香臭不分,好坏混杂,谁能将其申辩明白而给予区别呢?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这两句诗诸解纷纭,各言其是。如洪兴祖注云:“芳草殀,言贤臣被谗,命不久也”; “微霜降,严刑卒至,死有时也”(《楚辞补注》)。“戒”,多注“戒备”。本文以为,“芳草殀”“微霜降”,为诗人言其在怀王时期所取得的政绩及理想很快遭到了摧折和失败,只是遣词的感情色彩不同,陈述的角度不同。“芳草殀”,诗人以惋惜、爱怜的语气,言己的失败;“微霜降”,诗人言己方试改革,楚国的黑暗势力就敏感到气候寒冷,虚饰罪状进行诋毁。于是怀王降敕令,改革遂遭失败。谗佞人阴谋得逞,遂朋比为奸,同恶共济,忠贞之士无立锥之地,故而诗人悲愤地喊道,“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楚国的妒贤害能从怀王时期便开始了,到了顷襄王已发展到“嫫母姣而自好”“谗妒人以自代”的地步,诗人纵有西施之美容,谁还肯垂青呢!朝纲废弛,国是日非,诗人的“罪状”越积越多,即使想澄清事实、还其清白,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诗人仍自叹自慰:罗列的“罪状”再多,终是冤情,自有昭雪之时。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以此其无异。”这六句诗极其重要。这是诗人对楚国每况愈下、国惫民艰、君死臣辱的惨痛历史教训的理性的概括;是诗人从亲身遭际中得出的结论,具有哲理性的美,也是本篇的诗眼。诗人将背法制、主心治的危害比喻得如此中肯、精辟、深刻、触目惊心,意在以危言动君听,希其接受历史教训,改弦易辙;同时也说明诗人主张法制,反对心治,具有法家思想。其后的韩非子也云:“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韩非子·用人》)而屈原在这之前,就主张法为立国之本。 尾章四句显志,表明临渊作赋的缘由。诗人为何宁愿投河呢?怕“国亡身虏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诗人何以反复陈词呢?怕谗人壅君之罪世人不明也。结束两句,旧注纷纭。洪兴祖注:“陈言未终,遂自投也。”郭沫若将这两句译为:“不等歌辞唱完,我要跳下深渊。”其实按文意诗人是把话说完了,才去跳江的。“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系为设问句式,意谓:我如果不把话说完了就去赴渊,那么谗人壅君之罪,谁能明白?诗人显然在反躬自问,兼问他人,肯定自己责无旁贷。《列传》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人光明磊落,志比天高,虽放逐犹眷顾祖国,故临死仍殷切陈词,以危言动君听,希其主法制、背心治,免“祸殃之有再”,不胜死后之余望,故此被誉为千古爱国诗人。 综观全篇,《惜往日》词直而激,语浅而意深,叙事议论成分较多,然而抒情性也强,一开始便有往日不堪回首之慨。诗人追述始终,感怀王始之信任,己方有作为,楚国几乎治矣!然中道遭谗被逐,前功尽弃,国势濒危,祸及君身,故而大声疾呼,据理剖析,直指谗臣壅君之罪,说明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以死来刺激顷襄王,希其翻然悔悟。“故九章惟此篇词最浅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饰,亦欲庸君之目而易晓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其用心之凄苦,于此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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