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赵树理 |
| 释义 | 《人民文学》1955年第1—4期 【作者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出身贫苦家庭。1925年考入山西省长治市第四师范学校初级班。求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开始试写新诗和小说，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毕业后任过乡村小学教师，1929年被捕入狱，1930年春出狱。以后便在太原、太谷等地辗转求生，间或为一些报纸副刊撰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治、阳城等地的牺盟会工作。1939年至1940年间编过三个小报副刊。1943年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后到华北新华书店工作，任《新大众》主编。解放初期进北京，曾任《工人日报》记者、《说说唱唱》主编、《曲艺》主编、《人民文学》、编委。1953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1964年调到山西省文联。“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黑作家”，惨遭迫害致死。赵树理一生提倡大众文艺，并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优秀作品，在国内外广有影响。作品题材多反映中国北方农村生活，故事性强，语言朴实生动、幽默活泼、刚健峻拔，“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认真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针最有成绩的作家之一。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便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小说问世。解放以后，他又创作出不少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人民文学》1955年1—4月号）及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等10余篇。并有《赵树理小说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赵树理文集》四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问世。 【内容概要】： 三里湾是县上有名的模范村，又是工作试点。旗杆大院设有村政府、社委会等，是村上的政治文化中心。1952年9月1日，女青年玉梅从夜校归来，在大嫂家发现一奇怪的小本子，上面写有：“高、大、好、剥??”等字。她百思不解其意，后经人解释方知这是哥哥王金生写下的工作笔记，这几个字分别代表村里几户人家的特点：“高”是土改得利高；“大”是家大股头多；“好”是土地质量好；“剥”是有轻微剥削。他写这些是便于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金生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家一心走合作化道路。弟弟玉生心灵手巧，掌管全社的技术工作，他聪明、肯干，常搞些小发明。可惜媳妇小俊听从娘家妈的挑唆，从不支持他工作。这天晚上，小俊因要钱买绒衣不得，便寻衅与玉生吵闹，并以离婚相挟，玉生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奔到旗杆院要求开证明离婚。村、社领导正在开会，主张这事先调解调解再说，他们安顿好玉生又继续讨论目前将要进行的扩社和开渠两件大事。小俊当下也回到本村的娘家。父亲袁天成虽是党员，但思想退坡，诸事都听老婆“惹不起”的指挥，“惹不起”不在家，小俊便到姨妈马家大院去寻。这马家是个殷实农户，只参加互助组，主人马多寿为人精明、圆滑，外号“糊涂涂”，老婆“常有理”与“惹不起”是姐妹。马家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外出工作，一个参了军，余下两个在家务农。小俊来后哭诉事由，“惹不起”等人听后火上加油，主张离婚。马家的小儿子有翼对玉梅颇有好感，对灵芝更是有意。他与灵芝都上过中学，二人说起话来便很投机。这天，他们谈起双方的家庭情况都很不满意，灵芝便建议今后各人给各家治“病”——与资本主义倾向做斗争，动员他们入社。原来灵芝的父亲就是村长范登高，他在土改中得利过高，以后一心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路，思想行动上与党的路线抵触很大，引起众人极大不满。第二天，玉梅一起床，金生便与她商议换工之事。原来社里秋收事多，需从互助组借调有文化的灵芝当会计，让玉梅去换工。玉梅心中委屈，但从大局着想，也便爽快答应。金生遂去范家说明此事，范登高见女儿被重视心中自然得意便满口应允。吃过早饭，在村里蹲点的何科长及画家老梁一行便四处参观，看见农业社的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大田作物、菜园、实验田的生产经营，都很有特色，尤其是治理黄沙的成绩突出。但是由于合作社的规模小，想要根治黄沙、彻底改变三里湾的面貌，必须解决扩社和开渠两件大事。当晚，社里便开会研究，决定秋收以前完成扩社任务，务使土地连成片，在入冬前及时动土开渠。这一天，旗杆院里的村委会热闹非凡，挤满围观的人。村委会先是给玉生、小俊这对怨偶办理离婚证明，后是调解马家大院的分家纠纷。原来马家三儿媳菊英本是贤良厚道的妇女，因丈夫参军在外，她在马家常受挤兑，这天，她一早便去磨面，过了晌午才干完回家，不料家中竟连午饭也没留下，她实在忍无可忍，才告到村委会，得到众人同情。“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都被唤到村委会，经过调解，他们自觉理亏，最后只好同意分家。马家有一块地叫“刀把地”，是农业社开渠必经之地。马家不愿入社，又反对开渠，他们千方百计不让这块地分在菊英名下带走入社，马家请来临河镇开牙行的大舅关住门商议了一下午，最后决定抛出减租减息时的假分单，作为分家依据。这样刀把地恰好在二儿名下，农业社开不成渠，马家便可利用自家的优势拉住互助组的几户人家，继续走个人致富的路。为防止有翼与玉梅或灵芝亲近，马家又擅自包办有翼的婚姻，与小俊订婚。并将有翼关在家中逼他就范。有翼虽不满家中封建落后的现实，但自身软弱，斗争不力。对此灵芝十分不满，她渐渐将感情移至聪慧、进步的玉生身上。马家分家一事，在村长范登高的主持下依假分单分成。此时，村上整党工作开始，县里刘副书记亲自到会讲话，他重点批评范登高的资本主义倾向，袁天成也被点了名，范登高思想上有情绪，回家便张罗卖骡子，被女儿劝住。9月10日，旗杆院热闹非凡，这里召开扩社大会，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贴有画家老梁的三幅画，分别描绘了三里湾目前、扩社后、未来的情景，引起众人极大兴趣。在会上，社领导讲了扩社的意义。然后范登高做检查，他已有所觉悟，并提出入社申请。不少人当场也要报名入社，灵芝便张罗登记造册，一时十分忙乱。她闲下时想起自己的心事，便觉得有翼太窝囊，他的家庭又那样令人生厌。心中一比较，便觉得还是玉生要可爱得多，他的家庭进步合睦，他本人又聪明、踏实、漂亮、真诚。灵芝拿定主意，便主动向玉生敞开心扉，玉生喜出望外，不久，二人订婚的消息便四下传开。灵芝亲自闯进马家大院告诉有翼这一决定，有翼好像挨了一颗炸弹，从家中夺门而出，人们都说“有翼革了命了”。他深为自己软弱的行为悔恨。为怕再失去玉梅，一错再错，他拒不接受家中包办的订亲现实，主动向玉梅求婚。玉梅对有翼虽有情意，但不愿走菊英老路，在“常有理”手下做儿媳受气。有翼了解了玉梅的心思，不顾一切地回家向父母提出分家娶玉梅的决定，并立即到村上取走那份假分单。当天，有翼二哥有福从湖南来信，马家更是乱了阵脚，原来有福向社里提出：将自己在假分单名下包括“刀把地”在内的全部土地一并捐给合作社。这一下，马家便无计可施，权衡一下利弊，只好随大势入了社。于是农业社的大渠顺利动工，工地上热火朝天。此时已到中秋，花好月圆，两对恋人都选定在中秋佳节成亲。小俊经过生活的洗礼开始觉醒，并获得同村青年满喜的感情，二人也在这天喜结良缘。 【作品鉴赏】： 《三里湾》的作者赵树理是描写农村生活的高手。早在1951年，他便回到熟悉的太行老区，先后参加了当地试办农业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在具体工作中，他“感到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农业社的扩大和一些人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充分地调动起自己的生活积累，写下了《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95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一方面通过对三里湾村农业合作社在秋收扩社工作的曲折过程的展开，来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意义及前景；另一方面，通过对新人的颂扬、对落后人物的批评来显示这一运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小说虽然是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而写，但由于作者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力图将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结合起来，将思想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因此这部小说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少有图解政策的的痕迹，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50年代中国北方山区农村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小说主要描写了四个家庭的内部的关系变化及主要人物的历史命运，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起步时出现的新气象和新矛盾。其中有以“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等人为主的颇具封建宗法性的马家大院；有土改中得利高的村长范登高家；还有处处受制于老婆的袁天成家。这几家人或因实力雄厚、或因土改得利过高，或因土地质量特别好，或因有些轻微的剥削而构成扩大合作化运动的离心倾向，这些人对合作社的基本态度是拆。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人物，作者抱着批评的态度来刻画，其中不乏幽默辛辣的讽刺和戏谑的喜剧效果。“糊涂涂”这个人物写得最精彩，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位精明过人又善于守拙的富裕中农的形象，他极端自私狭隘，又落后愚昧，为保住“刀把地”来阻止扩社，他与儿子机关算尽，最终却挡不住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范登高、“常有理”、“惹不起”等人物形象也各具风姿，活脱传神。与这些人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家。这是农村新型家庭的代表。王金生身为党的基层工作者，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头脑清醒，工作有条理，为人公道宽厚，很受众人拥戴；弟弟玉生也心灵手巧、热情无私；妹妹玉梅识大体、泼辣能干，再加上能干厚道的父亲和贤良的母亲，组成一个和谐进步的家庭，令人羡慕。灵芝在决定嫁给玉生时就很看重这个家庭的进步因素。除王金生一家外，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年轻的新人形象，如灵芝，“一阵风”满喜等。他们从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中解脱出来，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使人们看到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当然，对比之下，新人形象略显单薄，不及旧式农民形象丰满厚实。小说中也穿插了几对青年的爱情描写，由于处理得过于匆忙简单，有人认为这是小说的败笔，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解放初山区青年在婚姻上的新观念、新方式。《三里湾》在艺术形式上仍反映了作者一贯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偏重传统多一些”，力求通俗、雅俗共赏。小说的叙述语言口语化，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叙述中，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将情节描写融化其中。作者运用评书中“保留关节”的手法来调整情节节奏，如小说中的“刀把地、一张分单、灵芝与有翼的关系、范登高问题”等，一个关节连一个关节，高潮迭起、起伏曲折，很引人入胜。在塑造人物上，往往采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用几句话、几个动作便写活一个形象的性格和精神。作者又善于给人物起绰号，既生动概括，又幽默风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三里湾》在艺术上也留有遗憾，结构上前紧后松；有时叙述过于冗长，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闷，但瑕不掩瑜，《三里湾》仍不失为当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作品。（陈依）郑万隆老棒子酒馆——异乡异闻之三《上海文学》198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郑万隆于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瑷珲县五道沟。后来促使他拿起笔写小说应该说是那里留给他的和山林一样有生命的感觉。不幸的是，这种有生命的感觉，很快便融化在一统化的观念中了。八岁那年，母亲逝后他离开瑷珲到北京上学了。而且他从没把文学理想和他的人生希望联系在一起。初中毕业后他进了化工学校，又进了工厂。在工厂他当过工人也当过车间主任。为了试试自己的勇气和一点潜在的什么，他写了一首诗在报上发表了。这便是开始，一条弯弯的路。他停过几次笔，一停就是几年，有困难，也有众所周知的原因。1974年他到北京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有条件打开他的眼界了。但直到今天写作仍然是业余的。他不敢承认他是作家，只想唤醒在他记忆中那些有生命的感觉。它们在时空上离他太遥远了，但不在他的身后；在他的前头。他希望他更深层地意识到启蒙了他的山林中的一切。郑万隆是我国当代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无论是写北疆山林的“异乡异闻”或是写北京的市井风情，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他的：《响水湾》（1976）、《郑万隆小说选》（1982）、《同龄人》（1983）、《红叶，在山那边》（1983）、《当代青年三部曲》（1984）、《明天行动》（1985）、《生命的图腾》（1986）、《有人敲门》（1986）、《渴望》（与李晓明合著，1991）均为已经出版的作品。 【内容概要】： 老棒子这老东西，为了省钱，又用生炭温酒。陈三脚的爬犁还没赶进酒馆的障子里，就闻到这种生烟味了。障子里拴着十几匹马，站满了人。有几个鄂伦春伙计。人多地上的雪都踏成了泥浆，表面又结一层薄冰，油一样黑亮黑亮的。陈三脚的爬犁一进来，这些人都像惊了枪的麂子一样都闪开了，眼珠子要弹出来似的瞪着他。他明白这些人惊的是什么。他还活着。他陈三脚咋还没死？他们看着他把一只短脸熊从爬犁上■下来。那家伙有三四百斤重，在泥里砸个坑。刀是从咽眼里扎进去，整个儿豁开，肠肚都流出来了，卵子也被打碎了。他把眼皮撩起来，扫了一下障子里的人，好像在看一群傻瓜。在林子里他看不见他们，而这些人也都靠林子活着。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像刀尖一样。虽然他并不注重自己的名声，但他却是在这一带名声很大的人物。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不认识他，不怕他，包括女人。他胆子特大，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他曾经三脚踢死过一头狼，把大拇脚趾踢折了。大家都背后叫他“黄毛陈三”。但大家谁都说不清楚，他多大年纪，是否有过家，爱过哪一个女人，是汉人还是达翰尔人。他从来不笑，至少没有人见过他笑，好像他这一辈子没有开心的事，包括喝酒的时候。陈三脚坐在酒馆靠窗的一张桌子上，把窗子打开了，让风往里灌，让烟往外流。老棒子在火旁的案板上切胡萝卜。陈三脚每次来都要吃一大盘他的糖拌胡萝卜丝。“你可有三四个月没来了。”老棒子那双油灯捻儿似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打量着陈三脚。“差一点见不着你了。”陈三脚一丝儿一丝儿地撕着盘子里的牛肉。“我下雪那天在呼玛尔河口上的船，在饶珠遇上了大风，黑龙江那浪头比帆还高，把船扔起来，摔在岸上，连一块整齐木板都找不着。船老板死了，他一家人都死了。老婆孩子??他的船还是我帮他买的。我看他是条汉子，初来乍到这里??”糖拌胡萝卜丝上来了。陈三脚嚼得像牛吃草一样响，和着酒往下咽的时候，布满了红痧的喉结一下一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着，他就开口骂酒里掺了水，胡萝卜丝不甜，也没有个咬劲儿。老棒子立在一旁点头哈腰地听着，一声不吭。但他那双油灯捻儿似的眼睛里冒出一股幽幽的蓝光，牙肌咬得紧紧的。他恨这个黄胡子。因为自打他在这儿开业那一天起，陈三脚来来往往十几年了，吃他喝他，从来没有给过钱。陈三脚虽然没抬头，但他能揣测出来正在看着他喝酒的老棒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在他眼里，老棒子不过是一头受了伤的狼，老棒子这个名是他叫开了的。这个绿豆眼从关里来到这里，还没站稳脚的时候，陈三脚就闻到他身上有股子腥味，警告他“你这老棒子，在这儿就放老实一点。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叫你脑袋和身子在两个地方，谁也见不着谁了。”这番话一直像石头一样压在老棒子的心上。老棒子要跟他在帐上找齐。帐可是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没说出来。老棒子坐在陈三脚对面的凳子上，一刹那，他看见陈三脚半敞着的衣襟里围着被血染黑了的毛巾，一条很大的伤口从脖子上深到里面，他一呼气吸气，那刚刚凝住的伤口就往外渗血水。老棒子有点惊奇也有些惬意。不管是谁干的，这事干得真好。他想，这也是报应。他觉得陈三脚那张脸像烧焦了的破布，虽然浇上了高粱酒，但仍然是一幅生命即将消竭的模样。怪不得他把帽子拉得那么低，他想，他是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伤口和脸。他想给认识他的人留下的是他过去的骄傲和光荣。老棒子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忘记那些帐，不该再恨他了。但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酒馆里死一样寂静。原来在里面喝酒的几个人都走了，障子里的人也散了。陈三脚又坐下，把壶里的酒都倒进碗里，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吃过喝过玩过乐过，也不欠谁的什么。今儿的酒钱你也记上，到时候会有人还你。”“不不，我没这个意思！”老棒子觉得从脚底往上冒凉气，全身抖得上牙咬不住下牙。陈三脚从手上退下那个金戒指。这戒指是他托人到哈尔滨打的，盘上有一条狗，据说这条狗跟了他半辈子，让人偷走打死，吃了狗肉。他又怨又愤，扎了自己嗓子眼一刀，亏得发现得早。陈三脚把戒指递到老棒子的手上说：“记清了，到磨棱找刘三泰，把这个戒指给他，跟他要酒钱，他一个子也少不了你的。”陈三脚进磨棱山到小苏沟去了。他从那个金矿来的，他还要回到那儿去。陈三脚好像把老棒子心里的什么东西也带走了。陈三脚这一辈子呀，有人说他是条硬汉子，是个英雄，也有人说他是个“魔鬼”，是个“胡子”。可他走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想看他的。老棒子找到刘三泰，竟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让老棒子好好活着，先用那个戒指做保，到时候用酒钱赎回戒指。老棒子心里一热，他冲那孩子的背影喊起来：“我老棒子的酒钱不用你还啦！”他还在那儿站着，呆呆地凝视着戒指盘石上的狗，老泪盈满了眼睛。那戒指和那泪水在淡远的阳光下一起闪亮。 【作品鉴赏】： 《老棒子酒馆》是郑万隆六篇“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中的其中之一。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一变以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富有个性的审美感觉和叙述语言，描绘了一个神秘、僻远、蛮荒、险峻的山林世界，以及在这种远离现代文明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人们的“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仇，痛苦与期望以及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挖掘出人“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老棒子酒馆》写了一个既是土匪又是英雄的人，一个让人恨又让人“念想”的人，一个不平与正义的代表，却又不时杂以土匪的无赖与占山为王的豪强。小说仅仅选择了陈三脚“退隐”前在酒馆里的最后镜头。身带四十三处伤，最后的一处致命刀伤还在往外渗着血，但他却不愿让人知道，不愿给那些高兴他死的人磨牙的机会。这片山林险恶的自然环境与同样险恶的社会环境，麋集着像“老棒子”“一只眼”等法外之民，充满了争斗、仇杀、欺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里无疑需要强悍的生存意志与能力。陈三脚在这条生活规律上畅然自如，“他胆子特大，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三脚踢死一头狼”的强力使他足以蔑视众人。他“恶”得邪门儿，在老棒子酒馆里吃吃喝喝，十几年了从没给过钱，但老棒子却一声不敢吭，然而以恶抗恶；以恶来达到善，这可能是一切充满罪错与丑恶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生存规则。在他身上，判断的价值发生了混乱。“有人说他是条硬汉子，是个英雄，也有人说他是‘魔鬼’，是个‘胡子’。可他走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想看他的。”这说明生活本身的复杂与丰富，他威胁的是身上多少带有腥味而发了财的老棒子这样的人，是他的打抱不平使“恶有恶报”的理想得以施行。他使这块血腥如铁的土地上最终也回荡着一股细密而实在的人类爱与扶助的漩流。这种正气最终使老棒子、一只眼这样对他又恨又怕的人也怀念起他来。陈三脚身上有着汉文化的传统：仗义行侠。他让我们想到诸如张飞、李逵这样的血性汉子，而他身上多出来的邪性与放浪又分明可感边地山林那种诡异化外的异质文明因子。陈三脚这种以强力征服世界的人格，他对险恶人生的既适应又超然其实是人对千百年来自身的期许吧。陈三脚的那种活法和死法是千百万追求自由的心灵想望的。最后刘三泰的出场是神来之笔，在人们为陈三脚的消失而怅然叹息时，在他所表征的一种“精神”失落后的感喟与失衡中，刘三泰依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人活着的那点“精气神儿”而出现，使陈三脚带来的某种东西又“在淡远的阳光下闪亮”了。《老棒子酒馆》展示了在一种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中，人的超常的生命力，人的适应性与人的征服力。人最终能达到的境界，人怎样创造了一个“自我”。作者找到了一种语言，一种与犷悍的生活方式，与蛮荒山林与强悍人们同在的语言。这是作者在他至今还鲜活的对那片土地的记忆与感觉中，在忘我的融入中找到的一种与作品中的人物与环境共同生活的感觉。郑万隆作品的独特性也正在于此。“异乡异闻”的六篇系列小说《老马》、《老棒子酒馆》、《黄烟》、《空山》、《野店》、《峡谷》都是这种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和独特文化氛围的语言。山林硬汉陈三脚“把一只短脸熊从爬犁上■下来??在泥地上砸个坑”“他把眼皮撩起来，扫了一下障子里的人”“在林子里他看不见他们，而这些人也都靠林子活着。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像刀尖一样。虽然他并不注重自己的名声，但他却是这一带名声很大的人物。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不认识他，不怕他，包括女人。他胆子特大，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他曾经三脚踢死过一头狼，把大拇脚趾头踢折了。”这段充满悖论又极富力度的描述的确融入了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和粗犷旋律。那里有作者对强悍生命力的整体感受和把握，也有对大自然原始山林的歌吟与直觉。作者通过这种犷悍的语言描述，使《老棒子酒馆》在文化结构、人生意识与生活形态诸方面，达到一种深层的和谐。陈三脚是一种生命现象，也是一种历史运动过程，也代表一种文化形态。陈三脚恶狠狠地瞪了老棒子一眼，套上马，坐着爬犁走了。西北的天黑上来了。云压在山顶上，树林像一群黑色的野兽在那里等待这架爬犁。”陈三脚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行为。作为个体的生命现象，他似乎再没回来。作为一种历史运动过程，他似乎带走点什么又留下些什么。那留下的仍在“淡远的阳光下闪亮”。（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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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辞典收录604条当代中国文学名作鉴赏词条，基本涵盖了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名作的鉴赏及作者简介，是语文学习的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