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汪曾祺 |
| 释义 | 《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从著名作家沈从文学习写作。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大学毕业后，曾在昆明、上海任中学教员，并继续写作。现存较早的作品为《复仇》。解政前的小说大部分刊载于《文学杂志》等京派刊物，至1948年结为《邂逅集》。1949年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做编辑至今。196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六七十年代曾编写过《范进中举》、《沙家浜》等有影响的京剧剧本。1979年后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等一批小说，因其独特的“抒情现实主义”和风俗画的笔致，受到普遍的好评。《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了散文集《汪曾祺自选集》。他的作品数量虽不多，却显示出源源不断的小说文体创造能力。 【内容概要】：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上面长满茅草和芦荻。这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大淖南岸原还有一个轮船公司，热闹过一阵，后来因为公司陪了本，就卖船停业了。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隐约地听到市声，但这里的一切和街里的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是从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卖紫萝卜，卖风菱、卖山里红、卖熟藕、卖眼镜，卖天竺筷子。他们像一些候鸟，来去都有定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都是兴化帮。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一个老锡匠是他们的头领，人很耿直，他说话没有人不听。对其余的锡匠管教得很紧。老锡匠会打拳，别的锡匠也跟着练武。除此之外，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一种地方小戏“小开口”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老锡匠有个徒弟，也是他的侄儿，在家里排行第十一，小名就叫十一子。这十一子是老锡匠的一件心事。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太好看了，挺拔匀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全身上下麻溜利索。老锡匠心里明白：唱“小开口”的时候，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其实都是来看十一郎的。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和此地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尤其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有什么勾搭。轮船公司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房顶两头多盖着米片破缸破翁，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他们挑稻子、挑砖瓦石灰，挑竹子，挑桐油??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干，饿不着。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这里的姑娘媳妇像男人一样的挣钱，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常常能看见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她们像男人一样做事，说话，嘴里不忌生冷，没出门的姑娘还文雅一点，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要多野有多野，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父女俩。父亲叫黄海蛟，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专能上高跳。和一个从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莲子过了一年后，得了个女儿叫巧云。巧云三岁那年，她妈莲子和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黄海蛟对巧云心疼得不行，他又当爹又当妈，和女儿一起过了十几年。他不愿巧云去挑扁担，巧云从十四岁就学会结鱼网和打芦席。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一双凤眼，睫毛很长，眼梢微吊。炕房的老大，浆坊的老二，鲜货行的老三；都想得到这朵花。巧云十七岁，命运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父亲在一次挑重担上高跳时，一脚踏空，从三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腰，半瘫了。从此只能靠女儿的手养活。巧云不会撇下这个老实可怜的残废爹。谁要愿意，只能上这家来当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老大、老二、老三的眼睛依然不缺乏爱慕，但是减少了几分急切。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老往东头跑，但是小锡匠还短不了要来。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十一子是独子，上有一个守寡多年的老娘。他娘在家给人做针线，眼睛越来越不好，他很担心她有一天会瞎。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两只鸳鸯怕是配不成对。有一天晚上，巧云到淖边一只空船上洗衣裳，一个不知轻重的顽皮野孩子去咯吱她的腰，巧云冷不防，一头栽进了水里，被水冲走了。正赶上十一子在炕房门外土坪上打拳，看见一个人冲了过来，头发在水上漂着。他一猛子扎到水底，把她托了出来。十一子把巧云送回家，又给她熬了姜糖水，让她喝下去，就走了。巧云在心里说：“你是个呆子！”就在这天夜里，巧云睡死后，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这人是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前后跟大淖几家的媳妇都熟。号长走的时候留下十块钱。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寻死，只是恨为什么是这个人？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这个号长来一次，她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水乡保安队下乡剿土匪去后，巧云便找到十一子，约他在沙洲相会。十一子和巧云的事，师兄们都知道，老锡匠说：“你不要命啦！”刘号长终于也知道了。他咽不下这口气。一个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一天天不亮，刘号长带了几个弟兄，踢开巧云家的门，从被窝里拉起了小锡匠，把他弄到泰山庙后的坟地里，一通乱打，要他答应不再进巧云的门。小锡匠不吐一个字，被他们打昏死了。锡匠们找到十一子时，他还有一丝悠悠气。老锡匠叫人赶紧去找陈年的尿桶。打死的人，只有喝了从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才有救。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自己也尝了一口。她把十一子安置在自己家调养。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为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感到骄傲。刘号长打了人，不敢再露面。锡匠们开了会，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求保安队把姓刘的交出来。县里不答复。锡匠们便上街游行，“顶香请愿”。结果经双方会谈，小锡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刘号长驱逐出境。十一子能说话的时候，巧云问他为自己挨打值么？十一子说“值”。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不会好，一家三口全靠巧云一双手。结鱼网，打芦席都不能当时见钱。巧云没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作品鉴赏】： 乍看这篇小说，觉得很闲散。作者写大淖周围的环境（包括人和物两方面），不厌其详地写卖紫萝卜、卖风菱、卖山里红，写挑稻子、挑砖瓦石灰、挑子、挑鲜货??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头，絮叨半天不入故事正题。可是同时，又有评论家指出：这篇小说浪费的材料，稍微抻一抻就能变成一个中篇，——那即是说，作品压得很紧凑。这岂不矛盾？其实，解开这一矛盾对欣赏这篇小说很重要。看似闲散的笔墨，实际都是在写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本来就是“松散”的。只有真正地对生活有细致的观察，入微的体会，才会捕捉到这些貌不惊人的东西。而正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闲散之处，才真实、细致地反映了生活，造成一种氛围，即人们平常所说的“烘托出气氛”。在这样的氛围中，故事才进展得顺理成章，显得真实，人物形象也格外有灵气，突出了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一切都显得那么饱满，给人有意犹未尽的美感。汪曾祺的人物描写是非常突出的。小说中的巧云，十一子，真可谓呼之欲出。有人曾问起作者诀窍所在，作者用沈从文的一句话作答：“紧紧地贴到人物来写”。他解释说，一是要对人物重视，把人物放在小说主导地位，其他各个部分都是次要的，是派生的。二是对人物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要和人物站在平等的地位，在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溶为一体。人物的哀乐就是你的哀乐。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应从你的肺腑中流出，也即从人物的肺腑中流出，这样人物才会写得真切。三是小说的其他部分要附丽于人物。“气氛即人物”。对照作者这些话，再来看《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十一子的塑造技巧不是很明显吗？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巧云给十一子灌了一碗尿碱汤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的神来之笔。作品在结构上，不同于作者的其他小说。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仿佛很松散，其实正是作者所说的“苦心经营的随便”。细细品来，却是文气通畅，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内在的节奏非常匀称，稳当。人们常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用在这篇小说的结构上倒是再恰当不过了。（穆言）汪浙成、温小钰土壤载《收获》1980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 汪浙成，浙江奉化人，1936年出生于杭州。奉化中学毕业，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便发表过诗歌、评论和剧本。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工学院任教。1960年任《草原》月刊社编辑、编辑组长。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5月调入作协内蒙古分会搞专业创作。1986年和爱人温小钰调回浙江。温小钰，1938年生于杭州。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发表处女作独幕剧《异路人》。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任教。1961年开始写小说和文学创作。单独创作的短篇小说《宝贝》和评论《灿烂天幕上闪光的星》，分别获《草原》杂志小说创作一等奖和内蒙古索龙成文学评论奖。曾任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现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1962年，汪浙成、温小钰开始合作发表作品。处女作《小站》，此后还创作了《土壤》、《苦夏》、《别了，蒺藜》、《春夜，凝视的眼睛》、《积蓄》等中、短篇小说多篇。其中《土壤》和《苦夏》分别获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合作出版的作品集有散文小说集《第三碗奶酒》，中短篇小说集《别了，蒺藜》和散文集《草原密》等。内容概婴他们三个人站在春天的土地上，都已是40开外的人了：魁梧壮实的国营农场场长魏大雄，修长精瘦的农场技术员辛启明，和仍然显得娇小玲珑的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珍。这三个当年大学时代的同窗，经过这些年难忘的、惊心动魄的岁月，都懂得对任何事不轻易表态的重要性，都学会了控制自己和故作镇静。谁也看不出这是一次思绪万千、狂飚骤起的意外重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些难忘的往事，那些复杂的感情纠纷，那么不同的命运和那么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黎珍这次是代表部里进一步考察东风农场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所需具备的条件是否属实。她的到来使魏大雄和辛启明都忆起了20年前的往事。那是1959年，魏大雄是班长，他们处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当时党内正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因为辛启明针对魏大雄所做的农村劳动总结中的不实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提出农村的深翻地不科学以及干部们为了升官不惜虚报产量，害得百姓闹饥荒的不良行为。没想到竟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魏大雄出于个人的利益，出于校党委副书记的压力，尽管他认为辛启明不是右倾，还是顺应了潮流，带头批判辛启明，给他上“敌我”的纲，为那场运动找出了一个需要成为右倾的牺牲者。当时黎珍正热恋着辛启明，而魏大雄则暗恋着黎珍。当辛启明和黎珍的关系公开化以后，魏大雄却做出一副受害者的形象，仿佛辛启明是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抢走了他的心上人，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中造成了误解。黎珍爱的不是辛启明的外表，他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是他内在的热情，他的认真与真诚，他的才能和理想还有他细心和体贴都吸引了黎珍，也包括他的一点孤僻、忧郁和矜持。正当他们沉浸在爱河中，一场大祸却从天而降。为了那份微不足道、谁也不感兴趣的“破总结”，几句直言，酿成了终身大祸。开始启明在党内受批判，后来扩大到团内。当黎珍坐在那里，听魏大雄那冷静的、振振有词的分析和推理，正把启明的言行导向一个危险的结论。黎珍浑身发出阵阵寒颤，她忽然醒悟到：原来这些平日同坐一张课桌，一起在红旗下长大的同学之间，不仅有友谊与学习，球赛与跳舞，劳动与幻想，还有一些别的、隐蔽的、强烈的带着某种血腥味的东西！黎珍苦劝辛启明认个错，写个检讨，她天真的以为上边说的认识了错误就不再追究的话是会兑现的，这样就可以摆脱启明目前这种死不认错被死盯住不放的局面。启明为了心爱的人；违心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想到不久之后宣布对启明的处理决定却是：开除党籍，但考虑到最后一阶段认罪态度比以前有所进步，不戴帽子，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以观后效。启明被送到遥远的西北沙漠中一个军垦农场东风农场劳动改造去了。黎珍和启明都以为这是暂时的分别，可他们哪里想到，启明一去就是20年。学校没有给启明分配工作，让他留在大西北就地工作，黎珍留在了北京，魏大雄因为反右倾有功也留在了北京。启明在老场长吴根荣的劝导和鼓励下，承受了这一沉重的打击，留在了这个需要他，了解他的地方，留在农场的改良土壤实验站。但他不愿意让黎珍这个温室里长大的花朵也经受命运的折磨，不愿她一辈子受他的牵连，毅然断绝了书信来往，放弃了心爱的人，为了黎珍一生的幸福，他愿忍受一生的痛苦。黎珍接到启明最后一封告别的信后，大病了一场。她手中只有一个邮箱的号码，只知启明在大西北的一片沙漠里，她把自己关在房里。魏大雄常来看她，还有一个人默默的用同情的沉默陪伴她。他是黎珍哥哥的老同学刘子磐，从黎珍小时就常来她家，待她像个小妹妹。他学的是法语，在黎珍眼里，他是个值得信赖的大哥哥。当黎珍这样痛苦的时候，只有子磐能理解她。在子磐即将到驻法使馆工作之前，向黎珍提出结婚的愿望。黎珍考虑了两天，为了父母全家，为了子磐的感情，为了躲开魏大雄或其他人的纠缠，也为了他对启明和自己这段感情的了解而答应了这桩婚姻。婚后的生活颇为美满，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子磐没受到什么冲击。但后来一位法国朋友寄给他一份法文剪报，上面在新闻人物栏中，介绍了当时正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那位女“首长”的现在和过去，其中还包含着某些丑闻。子磐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对外宣传中采取一些措施。他把这份剪报连同朋友的信按组织系统进行了汇报。谁想到一个多月以后，子磐被叫走，说是“中央首长”要接见，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黎珍经多方打听，才知子磐被以“间谍罪”逮捕，后被迫害致死。从此，噩运降临在黎珍和孩子的头上，黎珍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小军被送到伊赫沙漠的军垦农场来了。黎珍这次来农场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办理小军的调转手续，魏大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时要求回到西北家乡的。开始只在一个农专教书，一个偶然的机遇，他认识了地委书记吴根荣的女儿，很快就成了这位前东风农场的老场长的女婿，工作也调到地委农林局当秘书。但文革开始后，魏大雄借以飞黄腾达的梯子倒下了，岳父被批斗。魏大雄又一次站出来划清界线，写大字报支持革命群众，打倒吴根荣。他被吸收进革委会工作。后来他为了摆脱掉和地委内一些老干部和群众的矛盾纠葛，要求到东风农场当场长。来到这里三年，搞了一些“假、大、空”的名堂，虚报产量，过了“纲要”。被树立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而实际上却暗中又种了一万亩的“帮产田”，来补这个窟窿。由于这样做法，使沙漠的土壤得不到休息，地力逐年下降，土壤板结，也种下了危险的祸根。为此，辛启明同魏大雄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分歧。辛启明劝魏大雄要长远考虑，不能靠说假话来取得上级的信任。而魏大雄深知某些领导就喜欢这一套，并答应搞好这个典型之后，作为回报，将魏大雄调到农管局当局长，让辛启明代理场长的职务。辛启明没有听黎珍好心的劝告，毅然接下了魏大雄扔下的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决定向上级组织说明真实情况，实打实地从头做起，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改造农场的措施和计划。他的决心和对土壤的热爱感动了黎珍，他20年如一日始终爱着黎珍，至今仍未成家的真情打动了黎珍的心。在这片沙原上，黎珍又找到了她心目中的启明星，她决定留在这里和辛启明共同从事他们热爱的土壤研究工作。 【作品鉴赏】： 汪浙成、温小钰创作的这部中篇小说《土壤》，以其生活容量大，反映社会问题深刻、刻画人物复杂形象的成功而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的时间跨度较长，选取了中国历史上较为曲折、复杂的年代背景，1959年至1979年。从三个大学生不同的命运和经历，展示了我国数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形象地阐释了不仅自然的土壤需要艰苦的努力进行改造，而社会的土壤更需要改造，使其去除有害物质，保存良田沃土。作品的创作手法也较为新颖，让三个人物分别以“我”字的第一人称来叙述和回忆，使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的更加复杂，而且由于去掉了作者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使作品中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更富有说服力。魏大雄这个形象，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反面人物。但在小说里，你却看不到公式化的反面人物特征。他是一班之长，平日里给人印象是马大哈式的憨厚人物。他头脑并非十分聪明，却肯笨鸟先飞，学习上肯下功夫。他的愿望是留在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娶一个他心爱的姑娘。他以他的豪爽和憨直的外表掩藏了内心深处的自私和狭隘的一面，颇能蛊惑人心。当反右倾需要一个靶子时，他心里明知辛启明实在不是个右倾分子，却受不住压力和诱惑，怕人家说他是温情主义，怕失去留城的机会。那么冷静地有条理地把辛启明逼到了一个危险的结论上去，这其中是否有报辛启明夺爱之仇的成份？作者没明说。而且根本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却偏偏造成了受害者的假象。他的第二次“反戈”也是非常的令他的妻子和家人震惊。正当他努力的借岳父的地位向上爬时，正当他享受一些人看在其岳父的面子上给他的好处时，文革将这一切都摧毁了。他权衡利弊，大义灭亲，坚决划清界线，又一次走出低谷。当他到东风农场任场长时，他把此地看做是东山再起的跳板，手中有权、有粮，有让那些上面人满意的贵宾餐厅、鱼场和沙漠围猎场，什么事都好办。谁还去查亩产究竟过没过“纲要”？既然上边一心想要个学大寨的典型，不咬着牙挺过去行吗？他又荣升了。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写出了他的双重、复杂、多面的性格。他明了权术之道，但他是凭兢兢业业的实干博得政治优势。他城府很深，外表上却又宽宏大度。他是一个多面体，具备了适应这个社会的多种功能，懂得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铺就一条升迁之路。与此相比，辛启明所欠缺的正是这一些。辛启明实在太认真，太诚实也太天真。他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有一分立志改造土壤的志向。在他的眼中，容不得任何虚伪、浮夸的现象，他认为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仍然要说真话，仍然不能容忍魏大雄的伪善。在辛启明的身上，凝聚了50年代知识分子中善良、正直、高尚的品德，国家因为有了他们这批人做栋梁，才不致于在政治风浪的冲击下，使国民经济解体。他们那种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坚定不移，只求贡献、不谋私利的信念和精神，正反衬出魏大雄这一类人的卑劣和肮脏的内心。作者对黎珍这人物充满了同情。如果说魏大雄是丑恶的基调，辛启明是忠诚的基调，黎珍则是善良的基调。经过政治风暴的洗礼，经过20多年生活的锤炼，黎珍已由一个天真、柔弱的少女，长成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正像这一代人一样，他们变深沉了，唯一没变的是对事业的追求，依旧那么认真执着。作者在辛启明和黎珍身上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他们的感情悲剧给人以极深的感慨，而当20年后，他们终于又走到一起，继续为着共同的事业并肩奋斗时，又让读者感到由衷的欣慰。毕竟，土壤似的结构是复杂的，就像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群。但只要我们有信心去改造它，就一定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团粒结构”，成为适于播种和收获的良田沃土。（夏天）汪浙成、温小钰苦夏《小说界》198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见“土壤”条） 【内容概要】： 整个酷热的仲夏在考试的高温中度过。本来夏天是一年中最令人神往的季节，也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关隘。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一想起夏天即将来临，就会发愁，感到紧张，忧心仲忡。沈金一老师一家，今年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烦恼的夏天！沈金一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佳佳17岁，儿子华华15岁，小女儿玲玲12岁。都赶在今年升学考试。真是没法活！家里一下子出现了三个“超级大国”，一切都得为他们让路！于是，首先是老沈每天的半斤牛奶转让给了儿子，又替两个女儿各订了半斤，以示三个重点都一样突出；其次是为了适应考生的能量消耗，改善伙食，老沈这位新近才提升的副教授，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干得上劲的、准备提到全国经济学年会上报告的论文，变成一名专职伙头军。爱人杜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初三毕业班的工作拿回家里做，而是把全副精力集中到帮助孩子考学的事上。他们面临的形势是很不乐观的。佳佳用功但不聪明，在100个只收4个的高考竞争中，要想获胜，必须下很大的力气。佳佳日夜苦读，她自己也知道，决定一生成败在此一举。小女儿玲玲聪明，但不用功。今年初中升学率80％，考取重点中学当然还要困难得多。可她仍然是一副“快乐公主”的派头，压根没把这场考试放在心上。华华又聪明又用功，他是老沈夫妇的娇傲，今年考高中，虽说有将近一半孩子要被淘汰，但华华不用担心。最先来到的是高校入学考试。佳佳的小屋到处贴满了公式、定律、周期表。老沈夫妇还为要不要做范文让孩子背和报考文科还是理科争吵不休。他们夫妻结婚近20年，一直相敬相爱，可近来为了孩子考学，矛盾层出不穷。佳佳在文革期间神经受了刺激，反应比较迟钝。但她体谅人，照顾人，懂事，心地善良，从不给父母找麻烦。父母越发觉得女儿是弱者，什么事都要包办代替。随着考期一天大临近，佳佳紧张得不得了，疲劳过度，食不下咽。沈家夫妇急得要命。同楼的其它考生家里也是一派大战将临的气氛，有的在家做孩子的“特别护士”，有的四处探听作文试题，搞“克格勃”活动，还有的拉关系，打招呼。这种紧张气氛在商店里都有所表现，巧克力和桔子汁脱销了。高考的黎明像一场噩梦一般降临。杜萍一夜未眠，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救急包”，里面有几片饼干，一块巧克力，药棉、卫生纸、牙痛药水、万金油最后还有两瓶饮料。佳佳死活不肯拿这个包。去考场的路上，杜萍一遍遍地叮嘱女儿，忽然想到恰恰把最重要的东西——准考证拉在家里了。杜萍感到头上轰地一下，佳佳几乎要哭出来，小脸好像马上瘦了一圈。杜萍拔腿往家里跑，半路上碰见老沈正朝这里跑，杜萍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张小纸片，像光荣的接力赛跑选手，把圣火传到佳佳手里。天上下着大雨，门外的数百个家长没有一个回去的。大门口一阵骚动，家长们忙围上去，原来是抓住了一个冒名代考的父亲。孩子们从考场出来，家长们都拥到门口，一个个犹如大旱盼云霓一般翘首远望。首先是观察自己孩子脸上的表情。有的孩子愁眉苦脸，家长脸上也立即阴云密布；有的孩子笑逐颜开，家长脸上也立刻云散天晴。三天高考，佳佳脸上始终是一片麻木不仁的神情，但杜萍已经精疲力竭了，只好听天由命。该轮到华华考高中了，老沈弄不清儿子怎么变得脾气这么坏，性情孤僻、兴趣狭窄。除了自己的功课作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过份严峻和紧张的气氛中。他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憨稚。老沈顶着烈日，排着长长的队要买几条鲤鱼，眼看着轮到老沈，只剩下最后两份，后面的人一哄而上，老沈鱼没买到，肋部却被顶到柜台边上，疼得差点倒下去。勉强走回家里，喉咙里涌上一阵腥味，咕咚一声栽在地上了。老沈住院了，全部担子压在杜萍身上。幸好佳佳能助一臂之力。自从昨天高考成绩公布以后，佳佳脸上才第一次露出笑容。佳佳考了375分，比去年320分的录取线高出一截，形势相当乐观。杜萍嘱咐佳佳上午买些肉馅包馄饨，可中午回来不见佳佳人影。原来佳佳看到今年录取线是378，她只差3分。杜萍正在惦记着佳佳的去向，几个渔场工人把浑身湿淋淋的佳佳架上楼来，说是不小心掉进水里了。佳佳换过衣服，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眼泪不停地流出来。华华从门边探头进来看姐姐，脸色铁青，眼里闪动着愤怒和像似厌恶的目光。杜萍让他给爸爸送饭，华华冷漠地拒绝了，理由是明天要考试。杜萍埋怨他自私，华华不服气地大嚷：“我自私，我紧张，我为什么这样，你们做爸妈的不想想吗？”杜萍被儿子的话深深刺伤了，她感到一阵晕眩，身子像条口袋似的瘫软下来，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从那以后，杜萍一直觉得自己气血衰弱，甚至把玲玲考试的事忘了。直到临考前三天，玲玲笑嘻嘻地宣布说：“巧克力糖也给咱们吃点吧，现在该轮到我当重点了。”杜萍顿时惊慌起来。“小姑娘，你准备得怎么样？”“谁知道呢！”“我的天！事到如今，还是一副快乐公主派头，考不上重点中学我看你怎么办！”“我死”玲玲不假思索地回答。杜萍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朝正在厨房忙碌的佳佳望了一眼。还好，她没听见。这些天她把全部家务担子挑起来了，除了杜萍和华华，谁也不知道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玲玲偷偷告诉妈妈，这半个月，华华以出色的成绩考完高中以后，开始干预小妹的升学准备。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千多道习题让玲玲做，做不好就打骂，这大概也是为了玲玲好。小姑娘泪雨纷纷，哥哥对她的帮助爱护简直形同虐待。考试那天，玲玲的考场过了一个小时还没送去考卷，学生们忍受不住酷暑，学校让学生到外面休息十分种。这时别的考场已经考完数学，一些家长趁乱将答案告诉了在大门里面的孩子。大门外一片混乱，到处都在喊三个字：“漏题了！”局面变得十分可怕。老沈激动地指着一批人大喊：“不像话！作弊、不能这样！”考卷终于送到了，孩子们的情绪却受了影响，大多没有考出“水平”。玲玲几乎没有错误地做完了每一道题，这还要归功于华华的威逼。一些家长提出了重考的要求，大部分家长则不同意，尤其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考场，家长渴望休息，仿佛跋涉了长途一般疲惫不堪的儿童们应该放假了。不出所料，玲玲病了，咳嗽，发烧，嗓子肿得吃不下东西。楼上王大夫家的小刚没考好，王大夫来找杜萍，说服他们同意重考。杜萍很为难，小刚是够修的，可玲玲也难保她下次不失常，再说，她又病着。在杜萍内心展开了一场道义和利害之间的决战。从道义上讲重考是对的，但是，她必须反对重考，她不能做于玲玲不利的事！然而出乎她意料之外，就在市教育局召开有决策意义的家长座谈会前一天，一直没明确表态的老沈却反对她的意见，支持重考，这简直把杜萍气昏了，夫妻间爆发了真正的“星球大战”！杜萍满腹的苦水没处诉，她垮了！不知睡了多久，杜萍忽然醒了，是玲玲在旁边站着。她还在发烧。玲玲恳求妈妈支持重考，她说同学们考的都不好，光是她一个人好有什么意思？她安慰妈妈，华华教她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忘，她有把握考好。女儿的恳求像一股暖流冲击着杜萍的心，眼泪顺着脸颊哗哗流淌下来。她看到玲玲那颗纯洁、正直、善良的心，还没有被无情竞争的现实扭弯，还没有被“人皆为己”的理论污染，就让她永远保持这样一颗心灵吧。看来，孩子在接受考试，大人也在接受考试，这一回，玲玲却越过了母亲。杜萍头脑清晰地想到一系列的事情：要赶快帮助佳佳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要让华华多承担一些家务劳动；要让老沈赶快写他的论文??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荡涤着大地，荡涤着心胸，冲刷着污垢和烦恼。酷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杜萍想，但愿明年能有明朗、愉快的夏天。 【作品鉴赏】： 汪浙成、温小钰夫妇在成功地写出了表现50年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献身于理想、献身于事业和另一部分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的获奖小说《土壤》之后，又将视角转向另一些60年代毕业的知识分子在子女升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苦恼和折磨，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当今社会竞争意识在教育界、在孩子以及家长头脑中的渗透而引起的一系列震动。每一个有考生的家庭都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钟表，紧张不安地迎接那个酷热而苦恼的夏天。小说作者通过沈金一一家在那个夏天的经历，十分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社会现象，细致、具体的刻画了家长和考生的不同心态。这部中篇小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其选取题材的典型性，以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以其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以其笔触的细腻，使《苦夏》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苦夏》写出了形形色色的家长，也写出了形形色色的考生。作为家长，充分认识到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为了子女有一个安稳，美好的未来，拼尽全力督促孩子应付每一关隘。从舆论上乃至心理上都给自己乃至子女造成了重大的压力。一个家庭在一个夏天有一个考生就够难应付了，作者却安排了三个考生同时应考的局面，使矛盾、问题、冲突，压力一下子上升了几倍，老沈一家就像个焦点，代表了同样的家庭和同样的社会问题。父母竭尽全力，从饮食起居到辅导安排，无不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有学问的就帮孩子做题，没学问的就利用手中一点权利四处活动，作者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调侃笔调写这群家长的情态，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为孩子们嘛！做父母的异口同声。可孩子们却不这样看，华华的喊叫让我们深思一些问题。老沈倒是明智得很，他想到，这样全力以赴，是为了子女，但也许更主要的是为我们自己。如果孩子考上大学，会减轻做父母的多少精神负担，不必为孩子就业问题发愁，也不会因为家里有个无所事事的孩子引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考取的是一人，得益的却是全家。佳佳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自知反应迟钝，为了不成为父母的负担，不辜负父母这一夏天付出的辛苦，她带着极其沉重的精神枷锁走上考场。落榜以后，她选择了死亡的道路，虽然被救过来，但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空虚，她这一生还有快乐吗？佳佳的悲剧给读者乃至社会敲响了警钟，难道生活中就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吗？华华的形象则代表了另一些含义。他是这场生存竞争中的强者。他聪明又肯用功，他是在父母“不学习将来就去干临时工、扫大街”的开导声中懂得了竞争的意义。他发奋读书。他变得残忍、自私、冷酷，对姐姐的遭遇不同情、对父亲的疾病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在华华的身上已经出现了扭曲了的人格。这就是作者向人们提出的新问题。在社会进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形势下，一部分人的灵魂是否正在失去一些极为宝贵的东西。就连杜萍这位多年的优秀教师，在道义和利害之争面前也准备为保护玲玲的利益而不惜弃道义于不顾。是玲玲那颗纯洁正直的心灵教育、感动了杜萍。也使人们看到，如果人人都保有这样一颗诚实、善良的心灵，即使竞争再激烈，人和人之间也不会变得冷酷无情。在玲玲身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理想的闪光，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希望。在文中，作者写出了佳佳的弱和华华的强两种不同类型，但真正的生活中的强者是玲玲这样的孩子。她有爱心，有同情心，她的纯洁可以去除别人心灵上的污垢。作者从这群平凡的人物身上，从家庭这个社会的窗口，从对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的栩栩如生的描绘中，提炼出了深邃的生活哲理，无形中拿出一个衡量人们道德水准的尺子，让所有的人们都估量一下自己的水准，这就使这部作品真正起到了净化人类灵魂的作用。（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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