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存葆 |
| 释义 | 《十月》1982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李存荷曾用笔名“茅山”。1946年2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东淮河村的农民家庭。1961年在五莲县第二中学读完初中，辍学回乡务农。196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创作，并有作品发表。曾任班长、排长，后调任团政治处新闻干事，从事新闻报导工作。1970年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室任创作员。1979年初春奉命赴云南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为战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4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荣立三等功。同年8月到广西前线的参战部队深入生活近3个月，对军人和部队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近3年的准备，1982年创作出成名作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引起强烈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秋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同年发表另一重要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从军艺毕业，到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品除小说外，还有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 【内容概要】： 1982年春，创作员李干事在云南边境哀牢山中采访营教导员赵蒙生。赵蒙生让他看了一张从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1200元汇款单和烈士梁三喜家人在梁三喜墓前的留影，然后讲起3年前那段难忘的经历。1978年9月，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赵蒙生下到九连任指导员，受到连长梁三喜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从武装越野训练中，他看到了梁三喜优秀的指挥、训练才能和九连顽强的作风。赵蒙生的父亲是老将军，母亲吴爽也是革命老干部。他养尊处优，从未受过真正的训练，在越野中连17岁的司号员金小柱都不如。本来他下连队也只是装样子，是为了躲开铁面无私的雷军长，调往内地大城市。但梁三喜等人还蒙在鼓里。梁三喜来自沂蒙山，他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破纸箱里。两套军服又旧又破，平时抽黑乎乎的旱烟末，牙刷用得只剩下8撮毛。一件装在塑料袋里的新军大衣是他最好的家产。战士段雨国嘲笑他只知道攒钱，是典型的小农民。梁三喜10月中旬的休假报告早已批下来，因为他妻子韩玉秀年底要生孩子。但新来的指导员不称职，他不放心连队，耽搁下来了。吴爽给儿子办调动越来越急切，这时越南在云南边境的挑衅也更加猖狂。敏感的梁三喜从吴爽的行动中预感到要打仗了，自己所在的部队可能会开赴前线。果然，在赵蒙生拿到调令的同一天，部队接到了开拔命令。忠厚善良的梁三喜变得和炮排排长靳开来一样愤怒，痛骂赵蒙生。赵蒙生不敢做临阵脱逃的“叛徒”，只好收起调令随部队行动，同时给妈妈写信，想通过雷军长调离面临作战危险的九连回军部。他知道，1943年在沂蒙山妈妈曾救过雷军长的命。雷军长接到吴爽的电话，在全军干部会上破口大骂，要让打电话来的贵妇人的儿子第一个去炸碉堡。消息在九连传来，靳开来扬言战场上谁敢后退就一枪崩了他。连金小柱都为连里出了“叛徒”而愤怒。赵蒙生羞愧难当，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和战友们在战场上比一比。行动之前连里补进了15名从兄弟部队抽来的战斗骨干。其中薛凯华来自北京部队，同志们就叫他“北京”。战斗打响，九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穿插到敌人纵深，攻占关系到整个战局的364高地。在穿越山岭和攻占高地的过程中，金小柱背负着过重的炮弹、手榴弹、冲锋枪等，活活累死：临战前被提升为副连长的靳开来带领尖刀排冲锋陷阵，后来去给粮尽水绝的战士采甘蔗，被地雷炸死；“北京”又机敏又老练，用八二无后座力炮打敌堡弹无虚发，但却因连续两发炮弹哑火，被敌堡中的机沧射死。梁三喜沉着指挥，在攻上主峰后为掩护赵蒙生，被躲在暗洞中的敌人击中，临死留下一张620元钱的欠帐单。赵蒙生发狂地提着一捆手榴弹冲进洞去，炸死9个敌人，自己也负了伤。战争结束后部队回国，梁三喜和“北京”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而靳开来连三等功都没批下来，因为他私采甘蔗违反了“纪律”。赵蒙生把自己的军功章献给从河南老家赶来的靳开来的妻子和4岁的儿子。烈士的亲属都一一到来又一一返回，梁三喜和“北京”的亲属却不见踪影。而部队给梁三喜家的通知已发出10多天。吴爽来部队看望儿子的第二天，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妻子韩玉秀抱着出生3个月的女儿才赶到。原来她们为了节省车票钱是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走过来的。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在梁大娘带来的一张旧照片上，赵蒙生看到了5岁时的自己。原来30年前吴爽在沂蒙山干革命时生下赵蒙生，因病没有奶水。刚生了第3个儿子的妇救会长梁大娘收养了蒙生。后来吴爽随军南下，1952年赵蒙生5岁时梁大娘才带着三喜把他送回上海吴爽身边。照片就是分手的时候梁大娘带着两个孩子照的。“文革”后两家断了联系。现在，看到白发苍苍的梁大娘，吴爽和赵蒙生百感交集，痛哭不已。梁大娘的大儿子大喜抗日战争中送情报被鬼子刺死，仅12岁。“文革”中二儿子二喜因掩护老干部被棒子队打死，梁大爷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气死。这几年梁大娘有病，全靠三喜往家里寄钱。赵蒙生藏起梁三喜的欠帐单，决定自己偿还那620元钱。当天下午，宣传干事送来新消息：“北京”的父亲是雷军长。原来薛凯华是姓母亲的姓。得到这个消息吴爽愕然无语。雷军长看了儿子的墓回来，推心置腹地批评吴爽丢掉了当年的革命精神。一星期之后，梁大娘一家就要离开部队回家乡。梁大娘取出缝在衣服里的一叠捆着红绸布的550元钱，连同十张破旧的十元面额的人民币，和梁三喜寄回的遗书、欠帐单一起交给赵蒙生。梁三喜在遗书中让母亲和妻子在他死后用550元抚恤金，再补一点钱，还清他欠的帐。并说结婚以来没给玉秀买过一件新衣服，对不起她，劝她在他死后尽早改嫁，遗物中的那件新大衣就是送给她未来丈夫的礼物??。一连串的事震撼了赵蒙生的心灵，从此他决心永远驻守边疆，并每月给梁大娘寄30元钱。但3年来寄的1200元钱现在被梁大娘如数退回了。他大惑不解。故事讲完了，前来采访的李干事深受感动。清明节，李干事和战士们一起采来鲜花扎成花环，敬献到烈士陵园。同一天赵蒙生接到了梁大娘的信，梁大娘在信中说现在家里包了责任田，生活好了，让他把这些钱用来帮助家庭困难的战士。 【作品鉴赏】： 在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取材于自卫还击战的文学作品中，《高山下的花环》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这首先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平凡的人们崇高而伟大的心灵。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梁三喜和他70岁的老母亲。梁三喜这个来自革命老区的连长，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默默为部队建设、为国家尊严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临死前他留下的不是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是一纸染上鲜血的欠帐单。梁大浪战争年代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第一个儿子，二儿子和丈夫也在“文革”中死去，但她独自用苍老的双肩支撑着那个只有女性的家庭，把唯一的儿子交给部队。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她拿出全部的抚恤金还不够。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竟和儿媳抱着出生3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4天。他们太平凡了，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着，然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那样崇高，那样圣洁。小说对读者所具有的震撼力量和净化力量，主要来源于此。从平凡中写出伟大，是小说的一大成功。铁面无私、高风亮节的雷军长使人感受到的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他与梁家人相映生辉，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但作家并没有因此把社会生活简单化、理想化。相反，他自觉地、大胆地表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部队生活的复杂性乃至阴暗面。吴爽及其儿子赵蒙生在战斗打响之前的种种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靳开来那种“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的愤激之辞，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这种复杂性与阴暗面的揭示一方面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同时也反衬出梁家人和雷军长的崇高。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没有简单地把那些兵写成清一色服从纪律、认真训练、板着同一副面孔的好战士，而是注意写出他们不同的个性，哪怕是通过缺点体现出来的个性：赵蒙生自备高级香烟和点心，养尊处优，生活懒散；段雨国留着长头发，做着作家梦，想着利用父母的工作之便买外国货拉关系：靳开来心地纯正但脾气暴躁，说话肆无忌惮有时还带些脏字。小说也没有仅仅写官兵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壮烈行动，而是写出他们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靳开来这个嫉恶如仇、看起来有些粗鲁的汉子为例，他那样体贴梁三喜，劝梁三喜在妻子生孩子之前赶回家。面临死亡，他断然把带尖刀排的任务留给自己，说自己兄弟4人，死一个不怕，而梁家只有三喜一个了，必须留下续香火。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中，他随身带着全家的合影，并且记得儿子的生日。正是这种描写使解放军官兵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在对生活深度的揭示方面，小说也有其独到处。它直接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并未局限于这场战争。相反，它通过某些人或物，把现实生活同历史联系起来。比如通过梁大娘、雷军长、吴爽等人，把抗日战争的生活片断引入作品；通过梁二喜、梁大爷，写出“文革”中沂蒙山乡村生活的某些侧面；通过致薛凯华于死命的两发臭弹，写出“文革”中军工厂的生产状况。这种写法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更主要的是它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某种理解与评价。这种理解和评价早已超出了战争生活的范围，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内容。比如：当年的革命者如何才能保持革命本色、不转变为新的革命对象？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为什么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造成怎样的后果？梁大娘、梁三喜与吴爽、赵蒙生的距离是怎样产生的？靳开来富于正义感的牢骚说明了什么？等等。这种思想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将《高山下的花环》和一般的军事文学作品区别开来。或者说这部小说已经不仅仅是军事文学作品，战争生活只是其理解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参照物。在艺术方面应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小说从李干事对作品主人公之一的赵蒙生的采访开始，然后从赵蒙主的角度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样不仅使小说具有了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而且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董炳月）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收获》198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见“高山下的花环”条） 【内容概要】： 1960年春，国防部长林彪到S军区所辖的半岛防区视察，指出：根据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防御重点应在半岛南部；彭德怀在半岛北部重点设防，违反毛主席军事思想。年底，驻守在半岛北部的D师便舍弃了建国后修筑的水备性雀山工程，移防半岛南部的龙山。1968年元旦，D帅派人去半岛北部将雀山工程炸毁。师政委秦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否定彭德怀。炸毁雀山工程的同时，半岛南部的龙山工程破土动工。秦浩遮遮掩掩地说林副统帅对建设龙山工程有“具体关怀”。但开工不到一个月，人们就发现龙山表层是重风化岩，山体中心还可能有泥夹层，根本不适合建设军事工程。塌方伤人事故已经出现，秦浩作为“九大”代表进京开会却迟迟未归。双大功营营长郭金泰当机立断，通知承担一号坑道掘进任务的一连停止作业。因为一连负责的是大跨度的荣誉室，危险性极大。正巧这时奏浩从北京回来。他培养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连指导员殷旭升认为革命加拼命才符合时代潮流，擅自压下郭金泰的命令，反而到一连工地去给“锥子班”加油鼓劲。但这天夜里锥子班班长彭树奎躲在连部后的树林里，痛苦不堪。他收到一封家信，得知公社造反夺权的革委会主任以千元聘金图谋霸占他的未婚妻菊菊。菊菊的哥哥贪财收下聘金，菊菊不从，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父亲在信中问他是否有可能提干，因为只有他提干拿工资，家里才敢借钱去还那千元聘金。副班长王世忠找到彭树奎，决心创造掘进新纪录，向“九大”代表秦浩献礼。王世忠干活像猛虎，从不考虑安全问题。看到这种狂热的冒险，郭金泰痛心疾首。他隐隐约约感到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第二天，秦浩召开会议传达“九大”精神，还宣布一个特大喜讯：林副统帅用过的一只杯子、一把椅子将于近日运到工地，供同志们瞻仰。郭金泰一直怀疑建设龙山工程的意义，递纸条要求秦浩讲清楚究竟林副统帅对龙山工程有过怎样的“具体关怀”，并建议修改设计方案，不搞荣誉室。秦浩的政治前途寄托在龙山工程上，所以视郭金泰为眼中钉。他不回答郭金泰的问题，反而借师党委的名义当场宣布一个假决定，以4年前的“万岁事件”为由让郭金泰停职检查。郭金泰一下子懵了。5年前，全国老百姓都挨饿。龙尾村40几户居民饿红眼的时候来抢解放军的馒头。郭金泰阻止了一触即发的军民冲突，并从战士的粮食定量里挤出400斤小米，救了龙尾村村民的命。一位老汉受感动喊了一声“郭营长万岁”，就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郭金泰为了老汉不被追究法律责任，自觉接受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现在秦浩重提这件早已了结的旧事，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殷旭升在一连召开批判郭金泰的会，王世忠踊跃发言，声称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就和谁刺刀见红。安全员陈煜却有意夸大其词，建议枪毙郭金泰，把彭德怀掌权时建的营房全炸掉，使大家哭笑不得。陈煜本是艺术学校学美术的，因为给师部电影队画幻灯时出了差错，被下放到工地当安全员，几天后，秦浩带着4个宣传队员，送来了金杯和宝椅，宣布宝椅存放在连部，金杯轮换着每班敬存一周。美丽的宣传队员刘琴琴护卫金杯，先来到锥子班。刘琴琴的妈妈在省艺术学校任教，是陈煜的老师。琴琴和陈煜早就暗暗相爱了。来到锥子班，她天天帮战士洗衣服。在金杯和刘琴琴的鼓舞下，锥子班和兄弟班不顾施工危险，展开激烈的竞赛。雨季到来，山体几乎被泡酥，施工更艰难更危险。秦浩让郭金泰到锥子班参加劳动，企图利用郭金泰的技术。这时菊菊寻彭树奎来到了部队。一次施工中山体渗水，王世忠不顾陈煜的劝阻，高喊着“共产党员跟我上”往里冲，被碎石砸死。这次恶性事故没有唤醒人的理智，没有引起警觉，更没有人追究其责任。秦浩反而变本加厉，把王世忠的死说成龙山工程的骄傲，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一星期后，身高力大的农村兵孙大壮带病劳动死于肺炎。10天后，大面积场方出现。尽管无职无权的郭金泰凭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急忙组织撤退，但仍造成惨痛伤亡。仅锥子班就有8人遇难。刘琴琴抢宝椅被砸死，郭金泰为救殷旭升被埋进山体，陈煜严重脑震荡，菊菊进洞救人一条胳膊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山中，王世忠的坟旁又排起十八座新坟。郭金泰的坟中埋的只是郭的一顶军帽。但在无耻的吹鼓手那里，恶性事故成了英雄壮举，被用多种形式广为宣传。刘琴琴的妈妈在隔离审查中得到女儿的死讯自杀了；陈煜精神失常大骂秦浩、林彪，被押上军事法庭；彭树奎撕掉提干表转业，带着残废的菊菊下了关东；殷旭升在鲜血面前意识到自己有罪。虽然耗费巨资的龙山工程以19人的死亡宣布报废，但秦浩却因创造“龙山精神”有功，接到了升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任命书。“九一三”林彪自爆后，秦浩被隔离审查。原来，所谓林彪对龙山工程的“具体关怀”纯属秦浩臆造，所谓的金杯、宝椅也是从部队招待所随便拿来的。15年后，解放军高级军事机关又重新确认半岛北部为防御重点??。 【作品鉴赏】： 本篇是作者继《高山下的花环》之后的又一部中篇力作。和《高山下的花环》歌颂军人与人民崇高的革命情操相反，本篇是写人民军队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解放军官兵的命运与精神状态。它表现的东西是以往取材于军事生活的作品回避或者掩饰的，人民军队中的阴暗、愚昧与平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军事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浩这个革命军队中的高级领导人，这个党在军队中的代表，为了自己能够获得林彪的赏识、加官晋爵，不借弄虚作假，以国家的巨额资财和战士的生命作代价。那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党性强、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对战士的生命负责任的郭金泰，那些质朴、善良的战士，都成了他满足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连队指导员殷旭升，年纪轻轻就学会了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假如不是血的事实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将踩着秦浩的脚印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展示工程报废、人员伤亡这些显而易见的悲剧和揭露野心家肮脏灵魂的同时，作品也写出了某些平凡的战士心灵的愚昧——以非理性的狂热表现出来的愚昧。粗鲁、直率的王世忠和善良、温柔的刘琴琴身上都有这种愚昧。王世忠只知道忠于领袖和副统帅，只知道革命加拼命，从来不知道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相信科学，甚至不相信自己会生病。他的愚昧正是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刘琴琴真诚地打着竹板歌唱带病劳动终于卧床不起的孙大壮，却不知道这歌唱实质是一种残酷的虐待。最后正是这歌唱迫使高烧7天的孙大壮从病床上爬起来去扛水泥，吐血而死。刘琴琴本人，也是为抢救“宝椅”被砸死。彭树奎、孙大壮和许多战士，以另一种痛苦、愚昧的方式生存着。彭树奎当兵9年，穷得连妻子都娶不起，任一个造反派欺侮，眼巴巴等着提干；孙大壮18岁入伍前没吃过糖果，入伍后站岗常常超过换岗时间替别人站。别人以为是他思想好，实际上是他不认识钟点，不好意思开口叫下一班。这个来自贫穷的老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区的善良青年，最大的理想是复员后能到胜利油田当工人；那些终日生活在工地上的战士，连看看女性的花衣棠都成了不可思议的奢望。星期天以比赛睡觉打发时间。刘琴琴送金杯来的时候，一百多号男子汉都把火辣辣的目光射向她。假如说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军人可敬可爱，那么在本篇中军人则是可耻的或可悲可怜的。这是一部表现部队生活的作品。但它是把部队生活放在庞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因此，在艺术构思上，作家自觉地为“龙山悲剧”提供了两种参照：横向的社会生活参照和纵向的历史生活参照。前者具体表现为有意识地把战士的家庭生活引入小说。这样就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小说包含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从刘琴琴父亲的冤案、母亲的被隔离审查乃至自杀，读者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从彭树奎父亲那封凄凄惨惨的信和菊菊的不幸命运，读者可以体察当时农村社会的衰败和混乱。纵向的历史生活参照就是在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把眼光投向历史，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联系。在小说中，“锥子班”是因为1948年春天攻打国民党96军驻守的潍县县城时勇猛善战而得名；一连被称作“渡江第一连”是因为当年在渡江战役中这个连最先抢占滩头阵地，突破了敌人的江防工事。然而正是这个连、这个班，20年后成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工具和牺牲品，就像渡江第一连当年的连长郭金泰成了龙山工程的牺牲品一样。这种悲剧性的历史颠倒非常荒诞，而且惊心动魄、发人深省。“龙山悲剧”是在横向的社会联系和纵向的历史发展的交叉点上存在着的，小说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必须从这个特殊的结构入手才能得到全面解释。从本质上说，这篇小说是以人道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为武器，反思、批判特定年代非人的社会生活。（董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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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辞典收录604条当代中国文学名作鉴赏词条，基本涵盖了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名作的鉴赏及作者简介，是语文学习的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