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苏李（诗三首）无名氏》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就表层意义而言，这三首抒发的是漂泊者的归思旅愁，但是透过作者朴质的抒叙和象征的暗示，却总使人既模糊又具体地感悟到，在浓厚的悲怆与孤独感的重压之下，还别有一种表现于深刻内心冲突中的更为深沉的灵魂运动，潜蕴着人在困境中对于生命价值的渴求。一经有此感悟，就可能体会到，前人把这几首诗分别托诸苏武、李陵，也未尝不是事出有因，不无道理，因为诗中的深层底蕴，同李陵之大节有亏而又胸怀汉室的内心矛盾，同苏武之出使被囚、持节牧羊的痛苦心境，都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这些诗虽然并非苏李手笔，但是假托苏李却对欣赏者起到了审美的导向作用，使读者尽可以把它们想象为同苏李遭际相近、精神暗通的，如流人逐客、仕路蹭蹬、困厄失志者流抒写的悲思，并从这样的角度去寻味其意蕴，获取欣赏的满足。

第一首，抒写思归不得的忧郁，而通体出之以象征。诗中“似苍鹰”的鸟与“不可乘”的驽马，都是象征物；前者迅捷自由，后者无力而无用，二者的材力、作用之悬差，如天壤之隔。它们与抒情主体的关系，仿佛一则寓言，不过其隐义层面并非道德箴戒等理念，而是主体之外在的境遇和内在心境的象征。自由的飞鸟不肯为诗人捎一封“以遗心蕴蒸”的信，诗人欲从鸟远逝，却只有驽马而无力实现；他的内心“蕴蒸”无从宣泄，思欲纵驰而无凭借，精神、行动均无自由。从“欲寄一言去”希图借文字与对方情感相通，到“意欲从鸟逝”以求形迹相亲的意念转换，是“以遗心蕴蒸”这一希望的挣扎。从“鸟辞路悠长”到“驽马不可乘”，则是这一希望的一再落空，直至跌落到几近于绝望的境地。随着希望与失望的如此起伏推进，表现了抒情主体无依无援、孤独落寞的困境和思欲奋飞而无力的痛苦心境。就主体的心理而言，这里表层思维的流程是：“欲寄一言去”——“意欲从鸟逝”——“驽马不可乘”，一个意念接着一个意念，连贯而下，前者引发后者，层层递进地达到痛苦心情的顶点。可是，如果求之于心理活动的最深层，这个流程的序列和方向恰好是倒过来的，前者其实是因后者而引发的。如果自身有追踪飞鸟而奔驰的条件和自由，又何必托飞鸟寄言？正因为先已心存“驽马不可乘”的意识，才有“欲寄一言去”之想，及至连这一愿望也无人肯助其实现，反而更激起了与所思念者会面的渴望，才又更为沉重有力地触发了本已深潜内心的对于自身无力的悲哀。心理过程的表层与深层恰是一个双向的循环运动。这一循环往复，不仅充分显现感情的强度，而且寓有深沉的意蕴。抒情主体渴望归去与所向往的对象相见之事实上的不可能，其本因在于自身的无力，因此，“心蕴蒸”中郁结最深、力求宣泄的，正是意识到自身无力主宰命运，失却自由，不能实现生命价值的痛苦。那匹无价值的驽马，也就是诗人心目中的自己。

第二首，写欲归而彷徨的困恼。开头两句本于《诗经·晨风》之“

彼晨风，郁彼北林”。《晨风》是抒写“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的诗，也是被汉儒视为讽君主弃其贤臣的诗。借《晨风》开头，不仅引发怀人的欲念，而且隐约地给它着上了某种政治色彩。诗中的晨风，既鸣于北林，又继之以“熠燿东南飞”，是欢快自由的鸟。可是诗人却无此幸运，他既无“鸣”之得意，更无“飞”的自由。因此，这鸟在诗人心里引发的联想是双重的，既有飞翔的欲念，又有在对比之下的自身无力之感；这对立的两极，经过整合而统一平衡，表现为凭借幻想的飞扬而使“飞”的愿望暂得满足。他“日暮不垂帷”，为的是让自己在月华流照中看到所思慕者的容光。“想见余光辉”一句，想象融合着幻觉，月光仿佛是凭借主下视觉、触觉后的延展而汇成的“愿言所相思”的情感之流；这是由强烈欲念所驱动的超感官的感官要求，这一要求的满足，令他感到与遥远的对方相亲相近，暂得快慰。不过，瞬间的幻境终竟要让位于现实的思虑，所以随即以感叹自己不能如玄鸟那样能复飞而表现了短暂的心理平衡重现倾斜。但是，这一反复已经不是欲飞而无力的简单重复，而是向纵深推进，触及了内心骚动的焦点。原来，他心里并非单一地只有“复飞”的欲念，在这一欲念旁边还并列着一个“不飞”的意识；前者多为情感的奔突，后者则是起着制约、拘禁作用的理念。“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正是它们之间冲突搏斗的表现。诗人欲归而不归，不归又欲归，在意志的矛盾、行为选择的矛盾中彷徨无主，终于还是“不能归”。这种欲行又止、往复徘徊的状态，表明他之所以身陷不能归的困境，障碍倒是来于自身，欲归不归，是因为有着更为深沉的、难言的苦衷。这苦衷本是无法解脱的，然而诗人仍然挣扎着努力为平衡心理矛盾寻求出路，于是在结尾出现了“思得琼树枝”的幻求。“琼枝”这一神话产物，在文学作品中常有象征意义，最常见的是用来象征高洁的操守、志行、名节等品格、价值的标格。屈原《离骚》之“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即为最早的一例。这首诗的“思得琼树枝”，当亦义同《离骚》，也是一定高洁品格的象征。对诗人而言，这种个人价值的标格，或因个人的过失，或因蒙冤，或因遭玷污，已经损毁、失落，但是它又是归而与但思慕者相见应当必备的条件。求不得琼树枝，便不能归去，尽管渴望相见，也只好痛苦徘徊。可以说，他的全部痛苦的源头，就在这琼枝所象征的自身价值的丧亡。所以，诗人只好用企见琼树枝去消解这种精神和感情的饥渴，虽然，这诉诸神话的企求也未免太渺茫。

第三首，抒叙无寄托、无归宿的漂泊之苦。这首诗，多用赋体，无须像前两首那样较多地求诸隐义层面或引申层面。但是，在看似显豁的直白中，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贯通着各个具体的痛苦感受；虽然径情直遂，却意蕴深郁，不失蕴藉之美。抒情主体漂泊无依，遍历饥寒，忧心惨戚。尤其令他惶恐的是“盛年行已衰”，生命在时光的流逝中销蚀。在这灵与肉的双重痛苦中，肉体的痛楚被叙述得相当充分，可是，对这首诗起着控摄作用的灵魂却是用字不多的“盛年行已衰”的感喟。诗人自怜、自惜，留恋人生，并非仅是求生的本能，而是由于“依依恋明世”。爱惜年华联系着眷恋明世，显现了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在古代，清平之世被士人视为最能也最应当施展才干的环境。天下有道则仕，自春秋以来便已逐渐成为士人的普遍心理。这里的抒情主体，生逢明世，本应有所作为成就功名，得享荣华，可是看来他却一无所成，眼看着“盛年行已衰”，仍旧无所依归，大好时光里的大好年华反而被饥寒冻馁消磨殆尽。这样的境遇，自然会使他悲怆不能自释。由此可以体味，诗人的悲哀，既来自渴望参与政治而未得，也在于把生活的希望完全附着于政治。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这首诗全部感情的深刻内涵。它不是与感情并置，只对感情施加影响的一个因素，而是全部感情赖以生发的深层心理结构。这种内在的追求限定了诗中的抒情个体尽管为实现人生的意义而苦苦挣扎，却不可能表现灵魂的飞扬跳脱，和超越现实的个性发挥，而是牢牢地把个人附着于现实，顺从现实，求取现实的理解与接纳，个体的独立意识是缺乏的。这种情况，不独此首为然，前面第一、二首抒写的种种感情激荡，也莫不同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