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谏·初放东方朔》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16〕竹柏异心：王逸《楚辞章句》：“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

塞也。”

〔17〕振：解救。理：答理。

中国早期封建社会，有一类文人，他们满腹经纶，博闻善辩，关注国事，渴求功名，文辞甚高，自视也甚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终不为朝廷所用。进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隐山林，这种尴尬处境，使他们转而抑圣为狂，谐谑放荡。他们常常通过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对朝廷政治的讽谏。然而在君王眼中，他们终不过是调笑取乐的工具。

东方朔正是这类文人的代表，所谓“滑稽之雄”（《汉书·东方朔传》）。

不过，在总题为《七谏》的七首诗歌里，东方朔并没有摆出玩世不恭的面孔，他换了一种同样曲折的方式——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来表达上述特定心态。用王逸《楚辞章句》的话说，就是“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即一方面结合屈原身世，运用屈原骚赋的形式，去表达屈原的政治、人生态度；一方面也表达出自己对当朝的劝谏，发泄出自己的沉沦之悲。这种含义的二层性，应当是我们理解《七谏》的门径。

《初放》是《七谏》的首篇，写屈原初被放逐时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抨击，表现屈原宁可孤独而死也绝不改变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洁精神。诗歌可分为三段。

首段从头至“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本段用赋的手法，简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身世遭遇以及无可改悔的坚定立身态度。诗歌头两句写出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出生在国都，却生活在山野。这本是屈原遭遇的总述，这两句置于全诗之首，暗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原来是自己天资驽钝，拙于辞令，加之势单力薄，遂以直谏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语讷

”几句，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其谦也”。确实，当年的屈原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本诗的作者也“博闻辩智”（《汉书·东方朔传》），才思敏捷，都绝非“言语讷

”“浅智褊能”之辈。因此，这与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一种愤激的反语。“言语讷

”是说自己没有巧言佞舌，“浅智褊能”是说自己不善逢迎钻营，所以屡次忠言直谏，既为君王亲信所怨，又为君王本人所恼，终于被弃。下面“伏念思过”，是被逐后的深沉反思，“无可改者”是思索的结论。它看似平常，语气却是斩钉截铁的决断，使人想到《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段从“群众成朋兮”到“下泠泠而来风”。本段以议论为主，对朝廷不肖居上、大贤处下、谄佞得志、忠直孤独的黑暗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细味此段，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至“余将谁告”。它采用直接论政的手法，使作品锋芒毕露。“群众成朋”与前之“又无强辅”呼应对比，写出小人充斥朝廷的惊心现实。“上浸以惑”与“尧舜圣已没”则直刺国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从内容上讲是用自然之永恒反衬人生之短暂，这种浓厚的生命意识与被放逐处境的结合，便写出一种深沉悲痛；从诗歌形象讲，无论巍巍高山还是浩荡流水，都带有一种崇高阔大的气魄，挟着一股浩然正气，这又使诗歌在悲伤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与悲壮的气氛。“块兮鞠”四句则进而写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独感和悲凄处境。第二层是第一层的艺术形象化，它沿用《离骚》“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鸿鹄、被斩伐的橘柚象征贤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护的鸱枭、被栽培的苦桃象征奸佞之辈的得意处境，形象地描绘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实。“便娟之脩竹”四句，则通过婆娑修竹生于郊野江潭的描绘，进一步写出这种现实，同时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风的美好品质，象征地写出了自己顶邪恶、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为诗歌最后八句。本段转以抒情的笔调，表达被放逐后的深沉孤独与悲哀，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后已的决心。“孰知其不合兮”两句，写自己与君王政见根本不同，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譬喻，“若竹柏之异心”。王逸《楚辞章句》说：“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

塞也。”这样讲是很准确的。“往者”两句，写出了屈原作为一个头脑睿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强烈孤独感。本来，一切超凡出众的人都难免有一种落落寡合、眼空无物的孤独，更何况屈原又有那样悲剧性的遭遇呢。这两句使我们想起后来陈子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悲怆浩叹。应该说，东方朔代屈原所抒发的这种感慨，与古往今来一切难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紧接这种感慨，是对天的呼号，所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它将绝望悲怆的情绪，推到了一个高潮。最后两句，则又是从高潮的大跌落，情绪由高亢转向深沉，而唯其深沉，诗人那无边的幽愤、那崇高的人格，才获得了更为感人的力量。从内容上讲，这两句正与《离骚》中哲王不寤“怀清白以死直”同，表达了屈原决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前面谈到，东方朔这组作品具有两重内涵，既是代屈原立言，又为自己寄慨。但由于诗歌是代言体，所以我们对它首先要结合屈原的身世去理解。至于东方朔本人的感慨和讽谏，则可从诗歌的基本内容与情绪基调上去作总体把握，而不必非要将诗句与东方朔的具体经历一一比附不可，否则便易流于穿凿，违背鉴赏规律。

本诗既是代言体，所以与屈原诸作相比，没有多少独创性，例如四句一转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兴等等都是沿袭屈原的。不过，诗歌在写作上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从手法上讲，它大体按照叙事—议论—抒情的顺序写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难辨的。与此相应，从情绪基调讲，则大体是平静—激烈—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例如末段），但总的说来全诗是悲怆炽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较灵活，“块兮鞠”两句，引入三字句，使诗歌在节奏上奇崛而富于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