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诗（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鉴赏
郭璞，高才博学，性情刚峻，生活于西晋末东晋初的时期。当时中原沦陷，朝廷偏安，战乱频繁，时局动荡。郭璞怀抱着忧生愤世之情，借诗歌以发抒悲慨。他所作的《游仙诗》，钟嵘《诗品》评云：“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这正说明郭璞《游仙诗》乃是借叙写神仙以发抒其对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悲慨，也就如同左思《咏史》诗是借歌咏古人古事以发抒其对当时历史现实的悲慨一样。这也是古代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
郭璞《游仙诗》原本十四首，今存七首。这里所要评赏的“京华游侠窟”一首，其大旨是说“仕宦求荣不如高蹈谢世”。（余冠英先生语，见所题注的《汉魏六朝诗选》）起四句点明，求荣于朱门（朱门，指显贵的府第），不如隐居于“蓬莱”（应作“蓬藜”，隐者所居之处）。下边写隐居山水之乐，用具体的“灵溪”胜地作为实指。灵溪在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城西，郭璞曾为临沮县令（李善注郭璞《游仙诗》“青溪千馀仞”篇引庚仲雍《荆州记》），临沮在今湖北当阳县，距江陵不远，郭璞可能到过灵溪，故作诗时联想及之。下边引证庄周及老莱子夫妻作为古人高蹈遁世的典范。“进则”二句用《周易》乾与大壮二卦中的爻象作比，说明进一步高蹈便能如龙之见，保中正的美德，退居尘俗之中，就要如触藩之羊处于困窘的境地（采余冠英先生说）。末二句言高蹈谢世的决心。这首诗虽然只有七十个字，十四句，但是写法紧凑而变化，有议论（起四句），有描写（“临源”四句），有引古人作证（“漆园”二句），有用《周易》象比喻（“进则”二句），最后两句说出高蹈风尘外的决心。
郭璞写诗以发抒其忧生愤世之怀，为什么要借用“游仙”作题材呢？这是因为，魏晋时期诗人有好作《游仙》诗的风气。早在战国时，屈原的《离骚》中即抒写过升天远游的避世仙境与遐思。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念乱忧生的诗人遂幻想脱离尘世与仙人为伍，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曹植、嵇康均作《游仙》诗，阮籍《咏怀》诗中亦有游仙之什。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之下，又加以郭璞本来好“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晋书》本传），熟悉神仙故事，所以他选择“游仙”作为其抒怀言志诗的题材，是很自然的事情。
郭璞《游仙诗》有什么艺术特长呢？魏晋以来，玄学盛行，于是以玄学思想入诗，遂为文坛之所趋向。但是诗是忌讳枯燥说理的。所以钟嵘评论两晋的玄言诗：“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这是一般玄言诗的缺点。但是郭璞的《游仙诗》则不然。其诗中虽然含有玄学思想，但是他不是平板质实地去说理，而是用鲜明妍丽的形象，比兴托喻的手法，写景抒情，因此他的诗遂超出于一般玄言诗之上，钟嵘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诗品》）刘勰也说：“景纯艳异，足冠中兴。”（《文心雕龙·才略》）萧子良也说：“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南齐书·文学传论》）诸家的评论都指出郭璞诗的这一种特长。所谓“艳异”“灵变”，即是有鲜明妍丽的形象以衬托玄思，而非平淡说理也。清人刘熙载论郭璞诗更有深刻中肯之言。他说郭璞是“亮节之士”，“《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又说，郭璞诗有“除残去秽之情”（《艺概》卷二）。这是就人品、诗品概括论之，更为全面矣。
总之，郭璞《游仙诗》虽然描写仙居灵境，有向慕之情，但是又知道求仙是虚幻之想，不切实际。故说：“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又说：“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认为神仙是不可求的。所以他写《游仙诗》，实际上是歌隐遁高蹈，以寄托其忧生愤世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