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鉴赏辞典
百字令
褚生
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 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
宋无名氏撰《湖海新闻》载有南宋德祐太学生词两首，一为《祝英台近》，另一首就是这篇《百字令》。《百字令》为《念奴娇》之异称，因其全篇字数刚好一百字，故名。朱彝尊编《词综》作《百字令》，徐釚《词苑丛谈》则作《念奴娇》。
调名下有注云“德祐乙亥”。乙亥为南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恭帝即位时年仅五岁，朝政大权全操于奸相贾似道之手。这一年，元兵长驱南下，直指临安，南宋政权危如累卵，群臣惶惶不可终日。但贾似道却匿情不报，粉饰升平，依杭州湖山之胜，造“半闲堂”，蓄妓纳妾，整日游湖取乐。时人题诗讽刺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平章军国重事”之简称，位在宰相之上。指贾似道）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1273年元兵攻破樊城），新得蛾眉正少年（指贾宠妾张淑芳）。”上层统治集团腐败透顶，自然不堪一击，翌年，元兵终于攻入临安，南宋便告覆灭。这首《百字令》作于宋亡前夕，情调哀怨凄咽，怅恨不已，不啻是一支唱给南宋小朝廷的挽歌。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唯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甚至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唯有今年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忧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湖海新闻》的作者诠解此词说：“三、四（指“春色”两句）谓众宫女行（指依附贾似道的宫女离散）；五（指“鹃促归期”句）谓朝士去（指贾似道排斥异己，吴潜等主战派均遭罢黜）；六（指“莺收佞舌”句）谓台官默（指贾似道控制了御史台，众议缄默）；七（指“燕作留人语”句）指太学生上书（当时太学生上书要求贾似道出兵抗元）；八、九（指“绕栏”两句）谓只陈宜中在（贾似道兵败，给事中陈宜中继贾任相，主持朝政）。‘东风’谓贾似道。‘飞书传羽’，北军至也。‘新塘杨柳’，谓贾妾（指贾似道宠妾张淑芳）。”如此字笺句解，详加比附、坐实，不免失之穿凿，近于猜谜，恐未得作者本意。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第二十六则却以此为据，批评“宋德祐太学生《百字令》《祝英台近》两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合风人之旨”，这实在是厚诬作者了。
（方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