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鉴赏辞典
鹧鸪天
朱敦儒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朱敦儒一生横跨两宋。他是洛阳人。洛阳是北宋的西京，北依邙山，南对龙门，伊、洛、瀍、涧诸水蜿蜒其间，林壑幽美，名园星罗棋布。词人前半生就隐居在这里，侣渔樵，盟鸥鹭，闲饮酒，醉吟诗，以红尘为畏途，视富贵如敝屣，俨然是一位“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后汉书·逸民列传》）的避世之士。据《宋史·文苑传》记载，他“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他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可以说是他前期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前半生自我形象的生动写照。
全词之眼，在“疏狂”二字。“疏狂”者，放任不羁之谓也。词人之性格如此，生活态度如此，故尔充分显现其性格与生活态度的这首词，艺术风格亦复如此。你看他出口便“狂”——“我是清都山水郎！”那“清都”是甚么所在？《列子·周穆王》曰：“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即传说中天帝之宫阙者是。“山水郎”又是甚么官职？未见任何载籍，显系凭空想出来的。顾名思义，想是天帝身边主管名山大川的侍从官罢？以此自任，岂不云“狂”？不惟云“狂”，直须称“妄”！然而只消将这“妄”之一字转译成现今文艺理论中广泛使用着的一个术语，便可知道它之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此即“浪漫主义”是也！以下云云，无往而非“妄”，一发“浪漫”不迭。按说词人既自封清都之山水郎官矣，少不得要筹划筹划罢？偏不然。其所用心者，但知自家“给雨支风”、“留云借月”, “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辛弃疾《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而已！原来其所杜撰之“山水郎”一职，竟是个专业从事游山逛水的美差，天国中果真用此人主管山水，不啻是任命美猴王掌蟠桃园了。虽则“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苏轼《前赤壁赋》），不比王母娘娘那些三千年一熟的仙桃来得值钱，却也有报批手续一应齐全（“累上……章”，即是打过申请报告了；“曾批……券”，岂非天帝御批之券乎？），可以名正言顺地尽情受用，真个是“天教分付与疏狂”呢！上阕四句二十八字，原只是陶渊明之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一意，若照直说来，便与古人雷同，“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明袁宏道《叙小修诗》）；今且以狂谲荒诞出之，便使人耳目一新，可谓“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同上）了。陶渊明之后，隐逸诗人、山水诗人们各骋才力，讴歌自由、表达人类心灵与大自然之契合的名章隽语，即便不逾万数，也当以百千计，但大率以正笔、直笔写实，像朱敦儒这样浪漫、超现实的奇妙构思，曾不多觏，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永远体现在作品的个性之中呵！
论此词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固然要数上半阕；可是一篇之作意和主题，还须向下半阕中探求。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爵之有无与高低，在世俗心目中成为判断人的价值大小的唯一尺度。因而，一切敢于发现和认识自我的价值、藐视封建秩序的人，人们或以为“狂”，他们也往往索性以“狂”自居。这“狂”在当时正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读朱词下阕，我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谪仙人”。他连天国的“玉楼金阙”都懒得归去呢，又怎肯拿正眼去看那尘世间的王侯权贵？由此愈加清楚地见出，上阕云云，与其说是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毋宁认作对玉皇大帝的狎弄。这倒也不难理解，感觉到人世的压抑、渴望到天国去寻求精神解脱的痴人固然所在多有；而意识到天国无非是人世在大气层外的翻版，不愿费偌大气力，换一种海拔高度来受束缚的智者亦不可谓无，词人就是一个。那么，他竟向何处去寄托身心呢？山麓水湄而外，惟有诗境与醉乡了。于是乎乃有“诗万首，酒千觞”，于是乎乃有“且插梅花醉洛阳”。洛阳的花以牡丹为最，词人何不遽曰“且插牡丹醉洛阳”？其中盖有深意焉。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词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他自然不肯垂青于“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爱莲说》）的牡丹，而宁取那“千林无伴，淡然独傲霜雪”（词人自撰《念奴娇》咏梅词）的梅花了。清人黄蓼园曰：“希真梅词最多，性之所近也。”（《蓼园词选》）是的，如果说以天地间至清之物——风、雨、云、月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正象征其志洁的话，那么引“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唐崔道融《梅花》诗）的梅花为同调，即适足以显现其格高。“高洁”与“疏狂”，一体一用，一里一表，有机地统一在词人身上。惟其品性“高洁”，不愿与世俗社会沆瀣，因此才有诗酒痼疾、泉石膏肓，种种的“疏狂”。这就是朱敦儒之所以为朱敦儒！
写到这里，拙文本可以结束了，但还有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尚须略作交代。
其一，关于此词的创作背景及思想评价，古典文学界曾有异议。或以为它作于靖康间词人应召入京、授官不受、固辞还山之后，且谓当时已是北宋沦亡的前夕，而词人只管“插梅花醉洛阳”，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逃避现实云云（见胡云翼《宋词选》），这恐怕是误会和苛责了。本篇仅注“西都作”，只能大体定为南渡前的作品，并无确切的系年可考。词人的青壮年时期是在徽宗朝度过的，而众所周知，钦宗靖康首尾不过两年，很显然，此词的思想内容主要应联系徽宗朝而不是钦宗朝的政治局势来加以考察。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是北宋历史上最腐朽、最昏暗的时期，蔡京、王黼等奸相先后当道，兴花石纲，筑艮岳，穷奢极欲，民不聊生，京东、两浙，揭竿而起。当此之时，与其出山求仕，为虎作伥，还不如“且插梅花醉洛阳”来得干净！至于靖康间授官不受之事，史称敦儒“有文武才”（《宋史》本传），若朝廷命其参赞抗金军务，固辞不就，自难免“逃避”之责；乃所授为不急之务的“学官”，受与不受，又何足深咎呢？真正应该批评的，倒是南渡之初避乱客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一带）时，抗战派大臣张浚奏请他“赴军前计议”而“弗起”的举动。不过，后来他毕竟还是于高宗绍兴二年（1132）投身抗金事业，并最终因为与抗战派大臣李光等交结而被秦桧党人劾罢，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国热忱。
其二，朱敦儒晚年隐居嘉禾（今浙江嘉兴一带），以诗词独步一世。秦桧欲令敦儒教己子秦熺作诗，故先用敦儒之子为删定官，继而又除敦儒为鸿胪寺少卿。敦儒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致使晚节未终，有人遂拈出他早先所作的这首《鹧鸪天》，为诗讽刺道：“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见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由前半生的“几曾着眼看侯王”到晚年的“未必王侯着眼看”，扼腕之余，我们真正要嗔怪天公不该让他如此长寿了。
（钟振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