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黎汝清 |
| 释义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 黎汝清（1928.11——），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卫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和父亲皆是木匠，只在农忙时从事农耕。他7岁上学，4年后，由于日寇入侵而只得辍学务农。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1944年，他考入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耀南中学，不久就被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当会计。1945年11月，他转到八路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并在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随部队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经受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上海解放后，他转入机关工作，先后在华东公安部队、上海警备区当过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直工科副科长等。1958年调到南京部队政治部建军30周年征文组、协助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60年，他开始专业创作工作，1962年被调到南京部队创作室搞专业创作。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比较早、曾写过儿童作品《三号了望哨》，在莱比锡博览会展出后，曾用英、法、德、西班牙等八国文字出版。他曾写过中篇小说《我守卫在桃花河畔》，1966年出版了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迈出了他文学创作新的一步。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海霞》，受到好评。1976年和1977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万山红遍》的上、下集；1979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叶秋红》；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云霞岭》；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冬蕾》，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雨雪菲菲》、中篇小说《自白》；1984年出版长篇小说《生与死》；1987年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他是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至今已写出四百来万字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1978年1月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的身分访问过巴基斯坦；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80年3月，当选为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理事。 【内容概要】： 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黎汝清的力作，它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小说描写的主体，以新四军的著名将领项英和叶挺为小说的主人公，展开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的分析和认识。小说分为三卷：事变前、事变中、事变后。第一卷主要描写新四军领导阶层对部队转移路线的选择过程。作为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项英，是我党资深名高的将领，在红军长征时，他曾留在中央苏区领导过3年的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名震中外的英雄人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都曾拜会过他。斯大林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了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创建了新四军，被任命为副军长、在军长叶挺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他是政委，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但是，由于他多年独挡一面的工作和成绩，也使他滋生了傲慢自信的情绪和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此他和叶挺军长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也影响了他对1940年前后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及军事形势的看法。当时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改变策略，采取诱降的诡计，致使蒋介石强化了所谓“攘外必朱安内”的作法，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天，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又以新四军侵占友军阵地，进攻友军为借口，命令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北岸。党中央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抗战的局面，对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作了让步，命项英率军北移。但是中央的这一主张与项英一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一直希望日军进攻浙江和江西，届时国民党军队必然撤退，新四军即可乘机南进，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发展实力，壮大革命队伍。他的这一想法使他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举动，因而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来电，批评项英行动“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又电告他将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这使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反复思考着北移、南进的利弊得失，总是对自己南进的固有的想法留恋难舍，“他用想象去虚构、去补充、去美化这个目标”，同时，他对中央让他在北进后去延安接受新任务，新四军的工作交由叶挺、陈毅负责的命令很不满，所以他仍然决定南进。12月27日午夜，他先后找来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赵令波，向他们渗透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周子昆态度暧昧，赵令波随声附和项英，使项英很高兴，立即命令他“着手制订向南开进的实施计划”，并在明天以前搞出个“略图”。12月28日，项英作为军分会的书记，召集军分会会议，讨论新四军转移路线。会上，叶挺提出东进方案，被项英否决。作战科长林志超摆出大量事实，慷慨陈辞，直言抗辩，说明南进方案不可行，前往茂林是自杀，只有东进才是安全出路，符合了叶挺的主张。赵令波主张南进，符合项英的主张。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在两者之间游移。观点难以统一，项英终于以书记的身分确定了南进的方案，并阐述了南进的好处。1941年1月1日，项英给中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打了措辞含糊的六点内容的电报，致使中央在3日就批准了项英的南进方案。然而在即将行动之前，赵令波却中了敌人的美人计，把新四军的行动方案，向国民党派驻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副官闻瑗全部泄露无遗。蒋介石得到情报，立即命令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调集军队，在茂林一带摆开包围的阵势，准备伏击新四军。这时，叶挺分析敌情，觉得敌军南去，东西空虚，新四军应当向东进发，然而项英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叶挺的建议。而且坚持于1月4日召开与群众告别的大会，贻误了宝贵的时间，又在行军中遇上暴雨，虽然项英亲自指挥，但部队仍然在5日才到达茂林。第二卷主要描写项英和叶挺指挥上的失误及其严重后果。新四军的三个纵队五日下午全部到达茂林，但是由于休整，特别是开了各种与群众的联欢会，演出节目，再次拖延了时间，贻误了战机，致使敌人完全做好了包围新四军的态势：敌五十二师、一○八师在新四军左翼，七十九师在右翼，新七师和一四四师在侧后，四十师在正前面，形成前堵、后进、两翼夹击新四军的局面。在6日下午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叶挺做出左路纵队出球岭，中路纵队出丕岭、博道岭，右路纵队出高岭，三路会攻星潭，打开缺口以便突围的决定。但是项英开始以为友军发生误会，才来进攻，因而不愿轻装突进，希望小打或不打，直到得到蒋介石向顾祝同所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道自己陷入了敌人真正的包围之中，而且目前的战斗已经失利，他这才决心轻装打仗。但他反对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一则攻星潭伤亡大，再则星潭东边是平原，不易打游击。他主张向西南方向的高岭进军，避实就虚，另选突围点，而且这一带是山区，易于打游击。正在这时，毛泽东、朱德来电，命项英、叶挺率军早离茂林，东进突围。项英扣下这份对他的主张不利的电报、公然抗拒中央，而坚持自己的决策。叶挺虽然愤怒已极，林志超坚决反对，也无可奈何。在执行项英的后撤命令时，左路一纵队傅秋涛、赵令波部失掉联系，二三纵队没有攻下高岭，伤亡很人，敌人得势，收缩包围圈，新四军被逼迸狭小的石井坑一带，无法突围。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感到惆怅、空虚、孤独和绝望，他想自杀，但又不甘心，却采取了临阵脱逃的办法，带领周子昆、袁国平等十七人悄然逃走。中央得知此情，迅速命令叶挺和饶漱石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指挥大军脱离险境，挽救覆灭的厄运。中央对中原局刘少奇要求撤项英之职的请求，没有批准。恰在这时，项英逃跑未成，又回到军部。这时叶挺已奉命指挥全军，他决定从茂林突围，打回云岭根据地。但是敌情没有摸准，叶挺没有选准突围的方向，部队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宠儿和王牌部队新七师的顽强阻击，受到极大伤亡。于是，叶挺只得命令部队“退到石山阵地、坚工固守”。部队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坚持到元月12日，林志超以为保存实力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提醒叶挺应当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打出包围圈。叶挺没有这种游击式的战斗经验，没有采纳林志超的主张。但是中央恰在这时来电，命令叶挺最好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叶挺误解了中央的命令，没有执行。项英也让周子昆去向叶挺转达他的主张：分散突围。叶挺已决意与阵地共存亡，没有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但到13日，新四军固守的东流山主峰也将保不住，叶挺只得同意按中央指示精神分散突围。但是良机失掉，分散突围为时已晚，除一纵队因失去联系突围成功外，二、三纵队几乎全军覆没，但是英勇的战士们都表现出崇高的英雄品格。到最后时刻，林志超劝叶挺实围，叶挺却绝不采纳“这种游击方式”的有损身份的突围，说他只能站着死，决心以身殉职。直到饶漱石提出为保全剩余官兵的生命，请他去与顾祝同谈判，并说这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才依命而行。第三卷主要描写新四军将领们的最后结局。叶挺被一○八师俘虏，又被带到顾祝同的客厅，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本想以老同学的身分诱降叶挺，但是叶挺却岿然不动，唇枪舌箭，义正辞严地揭露蒋介石的背逆行径，斥责他的种种罪恶，决不肯接受蒋介石的所谓器重和高官厚禄，宁死不投降，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只好逮捕了他。在突围中，赵令波投降敌人，供出我皖南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袁国平负伤很重，他知道没有治愈的可能，又怕拖累同志，便自杀身亡。项英和周子昆、林志超突围后来到赤坑山相遇，项、林丢弃前嫌，热心相互关照，项英沉痛地承认自己全错了，他要负这次军事失败的责任。林志超劝项英去江北找陈毅，但项英不肯，却要留在江南打游击。正在这时，中央已重新组建了新四军，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3月24日夜，项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睡觉，竟被平时十分忠诚的项英的副官刘厚忠枪杀了。刘厚忠搜走了项英、周子昆的大量法币和财物、枪支，去投降敌人，准备领赏，但途中被劫，钱财一空，后来他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弄死。突围出去的林志超等投奔江北，投入了新的斗争。 【作品鉴赏】： 《皖南事变》是当代著名的描写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它所写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人人皆知的历史大事件，这就给作者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人皆知的人更难，自然写项英和叶挺这样的名将非常难。但是作者却通过艰辛的劳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忠于历史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推理去想象去创作，使作品达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成功地写出了项英和叶挺等历史人物的形象，突破了描写这类英雄人物的一般的思维定势和艺术方法，使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项英和叶挺的形象。项英是我们党内老资格的军事指挥员，是名扬中外的将军，是新四军的政委和副军长，他对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个罪人。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丑化他，去评判他的罪过，而是形象地揭示了历史悲剧产生的大背景和种种原因，因而作者笔下的项英，既是领导过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名将，爱人民、爱战士、爱国土，有较远大的革命目标，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有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但同时他又是个有严重缺陷的指挥贝，他在多年的成功的战争中，养成了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而不能团结像叶挺这样的名将共同革命，不肯倾听他人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也常常听不进去，而是固执己见，自尊心特强。他的南移茂林的作战和转移方案，既有其革命的想法，也有其维持私利的念头，而且私心占据了上峰，使他在军分会的讨论中，千方百计地否决了叶挺的东进方案，巧妙而又顽固地通过了他的既定方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种固执己见、顾全面子的思想作风，这种在革命思想中渗透着私利的严重问题，致使他明知错了，也不肯公开认错。所以在他逃走不成，重回新四军后，不肯去见叶挺，不肯亲自去向叶挺提出东进的想法；而在突围成功后，林志超劝他去江北找陈毅，他也不肯，执意要留在南方打游击。小说中的项英在对待部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封建家长制的思想，他对副官刘厚忠的态度，刘厚忠对待项英的一言一行，最后项英的生命竟葬送在他的手里，都说明项英这位风云将军的人格的不完美。特别是项英在极艰难的时刻，丢下了队伍，成为逃兵，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该发生的大错，说明他的思想品格还有不完美，甚至是低下的地方。但是小说中也写了项英斥责妻子出卖瞿秋白的刚烈性情，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忠贞。作者既看到了他的现在，也看到了他的过去，反映出项英思想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客观事实。小说善于从思想深层去挖掘项英的内心活动，揭示他的本质特征，因而小说里的项英形象是很真实的，是当代军事文学中少有的成功形象。小说中的叶挺写得也很成功，在对待如何北移和具体执行北移或南行的重大决策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北伐名将的一贯风格，抗言直谏，敢于提出与项英不同的东进主张。在行动中，在新四军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他与项英临阵脱逃不同，而是坚定地固守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指挥坚毅果断。在他与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斗争中，慷慨陈辞，大义凛然，一派英雄豪气。但是由于他在新四军中没有实权的地位，使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心情常常不舒，因而他在具体执行指挥任务时，又一再犯判定敌情不准和贻误战机的错误，甚至固执地不肯接受分散突围的所谓游击式的战术，致使我军蒙受更多的牺牲。他自己本来也可以逃出敌人的重围，然而他却固执地宁愿站着死，也不肯丢下名将的身价，结果被俘，后来又被逮捕。按着他一贯的性格，他本来不可能低调地要求同顾祝同谈判，但小说中却写了他为保全剩余新四军将士的生命，以低调姿态向顾祝同要求谈判，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都很真实，就连敌方将领顾祝同这个人物，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写其丑恶，而是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既写其奸滑反动的本质，又写其与叶挺的同学之谊，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总之，《皖南事变》在塑造历史人物方面，确有突破以往同类小说的成就，值得重视，小说结构宏伟，语言流畅，特别是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善于发掘人物思想深层的潜在的东西，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质，这在当代小说中也是很突出的。（戴英）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解放军文艺》1980年9月号 【作者简介】： 李斌奎，陕西省合阳县人，生于1946年10月14日。1964年夏从合阳中学毕业，到城关公社东街大队参加劳动。1968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青海省军区独立师、新疆军区独立师当战士、班长、排长。1970年7月加入共产党。1976年开始当专业作家，先后在新疆军区文工团、话剧团任创作员。1979年12月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1983年7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8月至1988年7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首届作家班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为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中学毕业即开始文学创作，1965年发表处女作《拜师记》（新故事）。参加解放军后有歌剧剧本发表。1980年以来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报告文学和散文，多表现边疆生活和军人生活。1980年发表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引起较大反响，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八一文学奖。多幕话剧《天山深处》荣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 【内容概要】： 北京姑娘李倩出公差来新疆。这天，她请假独自拦车到了天山脚下一个名叫“干沟”的地方，准备和恋爱两年多的男朋友、工程兵某部副营长郑志桐断绝恋爱关系。没想到干沟只是部队留守处，郑志桐和战士们都在天山深处施工。留守处几排房子空空荡荡，只住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少妇。那少妇衣服上别着一朵小白花，两眼哭得通红，颠来倒去说着同一句话：“海洲，我应该在你身边，我对不起你呀——”。穿山风卷起沙尘充满整个天空，四下一片昏暗，李倩心里烦闷极了。她担心见了郑南桐的面开不了口，想留下一封信就回去，但在写下“郑志桐同志”这个别扭的称呼之后，她写不下去了。想起志桐那魁伟的身躯和那双热情的黑眼睛，她心里充满了矛盾。而且，五连韩连长已经把她到来的消息用电话通知了郑志桐，第二天，工区领导坐车来接那位哭哭啼啼的少妇。并且带来了郑志桐给李倩的纸条。李倩再也呆不住了，于是钻进装菜的卡车进山。卡车行驶在通往天山深处的盘山路上，李倩不由得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郑志桐也是北京人，上中学时他们是同班同学。1971年，在一次动员上山下乡的大会上，郑志桐公开跳出来质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完全应该，可中国真的不存在失业问题了吗？”他因此受到批判。开批判会那天，红卫兵小头头李倩第一个上台发言，但郑志桐有意剃了个大光头，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破坏了批判会的严肃气氛。没想到过了几天，郑志桐又第一个贴出大字报：“我坚决要求去陕北插队”。他被批准了，而且和李倩分到同一个村。那时李倩为了表达自己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已经把名字改成“李耕耘”。在去陕北的途中，李倩挑衅地问：“你应该在北京等待就业呀！干嘛到黄土高原上来？”郑志桐反唇相讥：“你知道美国的西部是怎样开发的？你对我国古代屯垦戍边的国策作何解释”？然后发出爽朗的大笑。在农村熬了两年，美丽的幻想破灭了，知识青年们纷纷找门路回北京，还把下乡积极分子李倩作为出气对象。而郑志桐却穿着一双陕北老布鞋，一声不响地劳动，一声不响地吃饭，此外就闷头读哲学书。他对李倩说：“老根据地的人民养活了革命，至今却连黑豆和糜子也吃不饱。怎么办？他们也去自杀？也调到城里去？我们要思考，要探索，蹚出一条治国利民的道路”。他说他要去当兵，体验一下紧张的军营生活，推开另一个认识社会的窗口。李倩看到了郑志桐那颗热情而坚毅的心，不由得萌发了爱戴之情，但郑志桐参军到四季脱不下棉衣的柴达木盆地野马滩去了。1977年，李倩已从陕北调回北京。在一个冬夜，她偶然遇到了身穿军装，英姿勃勃的郑志桐。这时郑志桐已经是工程兵某部副营长，正在天山深处参加施工，29岁了还独身，这次团长是专门命令他回北京找对象的。他用火辣辣的眼光看着李倩，深藏在李倩心底的感情也复苏了。郑志桐回部队后，李倩寄去了试探性的信，但没有回音。不久郑志桐来北京军事学院进修，见了李倩，坦诚地说：“现在不是前些年了，边疆兵受歧视。上次回北京我看够了一些人对大兵的冷眼，我不能忍受这种污辱！”“我知道你调回北京不容易，我又何必干扰你的生活道路？”但李倩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郑志桐相爱了。李倩母亲很高兴，但对郑志桐在新疆工作不满意。李倩的朋友小田和咪咪则嘲笑她：“现在什么年月了？还找个大兵，土拉叭卿的”。在一个舞会上，咪咪想看郑志桐的笑话，要求他跳舞，没想到郑志桐真的托着李倩跳起来，舞步又灵活又潇洒。郑志桐看不惯小田、咪咪这种依仗父母的权势寻欢作乐、精神空虚的人，对李倩说：“十年浩劫最大的罪孽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训练成了机器，只剩下两种功能最发达：一是彻底的否定，二是狂热的崇拜。我们下农村有什么错？栽扎根树写理想之歌的革命热情有什么错？难道我们的心灵上只有深深的伤痕，只有血和泪，连一点真理的亮点也没有？”回部队后，他来信要求李倩断绝与小田、咪咪的交往，随他去新疆生活。而小田和咪咪，则不停地给李倩介绍男朋友，都是高干子弟或者将要出国的留学生。李倩的妹妹也说郑志桐可敬不可爱。李倩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婚后两地分居，孩子的教育等具体问题都不能不考虑，而郑志桐决不愿意离开新疆。所以她只好下定决心来断绝恋爱关系??。“坐好！”卡车司机的一声喝斥使李倩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原来汽车已到了海拔三千米的施工区，半空里云雾中一个军人正贴在绝壁上用钢钎排除险情，那就是郑志桐。在工地上，李倩看到了战士们在怎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为建设祖国边疆流血流汗，而且听到了五连指导员余海洲的故事。余海洲结婚十年来一直和妻子分居，孩子由妻子抚养。他身体不好，这次妻子来探亲，给他带了一提包中药，但妻子刚到，他就在大塌方中牺牲了，死前连一副药也没配上吃。留守处那位胸戴白花、两眼红肿的少妇，就是余海洲的妻子。这些事使李倩又悲伤又感动。郑志桐告诉她中国的边疆建设和边防设施如何落后，如何受到北边那个大国的嘲芙，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难道在我们当今人的身上，就没有封建的桎梏、没有半殖民地人变态的自卑和媚骨吗？乐于现状，不求进取，倒是习以为常。可不断向新天地追索的探险精神，敢于同世界人类竞争的伟大气概呢？??城市就那么好吗？污染、噪音，几代人挤一间小房子，公园里人比花多。可看看我们这里的土地，有什么忧愁、烦恼消除不了？”他带着李倩去看乔尔玛草原，看阿拉斯坦河岸帐篷搭起的新城，看大桥工地，看开山部队飘扬的军旗，??李倩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志桐，你让我再冷静地想一想好不好??。” 【作品鉴赏】： 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引起较大反响，主要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军人形象，并且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宏扬了一种包含着献身精神和顽强进取意志的人生观。小说主人公、工程兵某部副营长郑志桐是一位军人，但他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或者带着一点土气的军人，相反，他不仅对祖国和人民怀有高度献身热情，而且富于生活情趣，善于独立思考。小说对此作了生动、全面的描绘。外国边防军嘲笑中国边防军从泥坑里往外推汽车，他认为这是对所有中国军人、所有中国人的嘲笑。他知道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流血流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什么四个现代化、美好的爱情、幸福，都是一句空话。因此宁可把自己的身子铺在通往国防现代化的理想之路上，不惜以抛弃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以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分手作为代价。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一个感情丰富、多才多艺的人。在昆明湖和李倩一起荡舟，他那样懂得爱。他知道李倩留恋北京，而他自己又决心在边疆工作，因此他曾经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二人相爱后，李倩要求他复员回北京，他在北京的妈妈也哭着要他回去，于是他在边疆与爱人二者的选择中又和平常人一样经历了许多感情的矛盾与痛苦。舞会上他有潇洒的舞姿，他懂得交响乐，他的毛笔字圆熟遒劲，他的语言也是那么风趣、机智。从思维能力来看，郑志桐对历史和现实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种独特性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敢于提出中国的失业问题。同样是下放农村，他不认为这仅仅是接受再教育，而把这看作认识社会的一种形式。因此十年浩劫过去之后当许多人从个人的生活境况和命运出发控诉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却提出了“难道我们的心灵上只有深深的伤痕，只有血和泪，连一点真理的亮点也没有吗”这样尖锐的问题。通过对中国近百年屈辱历史的分析，他严厉批评了在这种屈辱中被扭曲的人格，提出在自己这一代人身上培植起敢于开拓、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上述三方面的描写使郑志桐成为既平凡又伟大、既可爱又可敬的军人。这一形象不仅改变着人们对于军人的传统看法，更重要的是，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发表的特殊背景，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小说发表的1980年，“伤痕文学”正在兴起，对感伤与痛苦的抒写成为文坛的主流。虽然这种感伤与痛苦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那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一味地感伤与痛苦，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的自我完善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在这样的背景上，《天山深处的“大兵”》发出的声音就具有了不同一般的意义。无形之中它对那种一味感伤、痛苦的文学是一种反衬，促使人们用理性的、一分为二的眼光重新审视被大多数人否定的那种生活，使沉溺于痛苦的回忆的人们振作起来。从艺术上看，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结构。它讲的不仅是郑志桐和李倩的故事，而且还讲了余海洲夫妇的故事，只是后者处理得比较简单。这两个故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李倩刚到干沟就遇到了胸戴白花的少妇，而且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小说最后郑志桐要到余海洲牺牲的地方参加宣誓。余海洲夫妇的故事实际代表了天山深处“大兵”们生活的另一面，也暗示着郑志桐和李倩未来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小说的这种结构使“大兵”们的生活获得了多侧面的表现。小说的叙事技巧也比较高。它从李倩怀着满腹矛盾来与郑志桐断绝恋爱关系，在干沟遇到一位胸戴白花的少妇写起，于是，李倩与郑志桐最后是怎样的结局？戴白花的少妇是怎么回事：这都作为悬念放在读者面前，吸引读者读下去，增强了小说的情节性。（董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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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辞典收录604条当代中国文学名作鉴赏词条，基本涵盖了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名作的鉴赏及作者简介，是语文学习的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