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其一）李白》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古风，即古体诗，与唐代兴盛的近体诗相对而言，不拘格律，以五言为主，美刺比兴，夹叙夹议，多为遣兴言志或感时咏史之作，有不少是联章体，如三国魏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唐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等。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也属咏怀感遇一类。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太白《古风》，与陈子昂《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明胡震亨则认为：“太白《古风》，其篇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唐音癸签》）宋人还论及韦应物《拟古》，四者皆得《古诗十九首》遗意。而在我看来，李白《古风》一枝独秀，超越侪辈。它并不局限于个人之际遇，与一己之感怀，而是壮观宇宙，俯仰今古，指画时事，抉幽探微，奋如椽之大笔，扬黄钟之宏声，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为这一类诗体的集大成之作。

此诗原列第一，专家评说：“在这首诗里，李白以诗的语言勾勒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轮廓，并给每一阶段的诗歌以正确的评价。它的重要意义还不在于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是创新的，前所未有的；重要的是他的诗总结了梁、陈以来诗坛的争论，为盛唐以后诗歌的发展建立了理论基础。”（乔象钟）诗中提到了“大雅”“王风”“扬马”“建安”“圣代”，一直从《诗经》说到“当前”。战国以来，诸侯蜂起，龙争虎斗，互相吞并，尚武非文，文学创作则如满地荆榛，像《诗经》一样真挚、淳朴的诗风，早已委之于蔓草荒烟，久已无人问津了，文坛上出现了“正声微茫”的局面。自秦，骚人则代之哀怨起；至汉，扬雄、司马相如创造了大赋，追求形式的铺陈排比、语言的绮靡华艳，在文坛上激起了一股“颓波”，并出现了一派“浩荡无垠”之势，做诗没有一定法度和准绳，如写宫掖体之风，一直波及唐代。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在这里绝不是全盘否定建安以来的文学作品。“三曹七子”曾建起一座五言诗的桥梁，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鲍照诸人的诗，李白则予以充分肯定。尤其是对谢朓，他曾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大加称颂。由此可知，李白在批评“绮丽不足珍”的“建安以来”的诗风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初唐时陈子昂提出“建安风骨”的论断。李白否定的只是那些一味追求形式美的浮艳诗风。

唐玄宗前期，政治、经济、文化曾盛极一时，李白则以“垂衣而治”（《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实指道家的“无为而治”）来歌颂开元、天宝以来的清明（“属休明”）时代。当时人才辈出，如秋夜晴空万里，群星闪耀。从这几句描写中可知，李白实际上是希望群策群力，在诗坛形成一种规模、一种风气，并建立起完全属于自己时代的崭新的诗风。而李白也决心继承孔子“志在删述”的事业，为千秋万世树楷模，然后可以“绝笔”矣！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是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再举诗歌革新大旗并寸诸实践的宣言。也许读者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李白不是一再声明“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二首》其一）“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吗？李白决心效管仲、张良，作一位改天换地的政治家。“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他瞧不起那些“白发死章句”（《嘲鲁儒》）的儒生。然而，这里他又提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政治上的抱负和文学上的雄心，谁是“熊掌”谁是“鱼”？按李白的一贯思想看，“报主”应是“熊掌”而“删述”则是“鱼”。但“二者不可得兼”，既然不能“舍鱼而求熊掌”，便只好“舍熊掌而求其次”了。历史最终证明：李白不是以政治家告终，而是以被历史认可的伟大诗人之名而彪炳后世。

“文章憎命达”（杜甫《天末怀李白》），这是被历史不断印证了的不变定律。“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李白的决心是下对了的。试问：身为九五之尊的唐玄宗与身为伟大诗人的李白比，谁最能“垂辉千春”？这应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