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卬诗经》的原文、翻译、鉴赏及作者简介-文学鉴赏辞典

〔7〕觱（bì）沸：泉水翻腾上涌的样子。槛：“滥”的借字，泛滥。

这是一位诗人指责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贤良，以致乱政病民，国运濒危的诗。全诗共七章：一章说天降灾祸，国不安宁；二章说下层贵族的土地、奴隶被当权者夺取；三章说国家的祸乱是由于褒姒干预朝政造成的；四章承上申述妇人应从事蚕织，不应当过问国政；五章指责幽王作为不善，贤才受害，国家濒于危亡；六章承上说天降灾祸，贤人逃亡，自己忧愁万分；七章自伤恰逢此乱，并希望幽王改弦更张、挽救国势。

这首诗主要是用赋的手法写成的。关于赋，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朱熹的解释：“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其实李仲蒙有个更确切的解释：“叙物以言情，谓之赋”。这个解释比朱熹的高明，在于它突出了物与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赋之所以成为与比、兴并列的艺术手法的理由。

“天”在这首诗中几次出现，这个“天”，不是比，不是兴，而是赋。我们就先来看它。诗人一开头就仰天大呼，指责老天对他没恩情，指责老天降下了大祸，国家很久不安宁（“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司马迁的一段话可以移来解释这几句！“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诗人满腔悲愤，无处发泄，仰天大呼，喷薄一吐，老天爷就不爱我啊！老天爷你降下这大祸啊！……乍一看，似乎没有具体内容，但一上来就给你造成强大的情感震撼。这样一个石破天惊、雄肆万分的开头，就给后文要说的具体内容涂上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奠定了全诗悲愤欲绝的情感基调。第二次说天：“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让天脱了干系，却把矛头指向了妇人（褒姒）。既然如果天降了灾祸那天都该怨恨，那生出祸乱的妇人就更该痛责了，这样就由怨天自然过渡到怨妇人。撇开天，正是为了集中火力来鞭挞那妇人，有所不为是因有所为，放松一步正是逼紧一步，这才有第三章中那么激烈的指斥，诗人简直在指着鼻子痛骂褒姒。到第四章，诗人又冷静一些去摆事实、讲道理，说她陷害人（“鞫人忮忒”），说话前后矛盾（“谮始竟背”），说她不该管国事（“妇无公事”）。这样情感相对平静一些后，到第五、六章又振起，再次彻天大呼，上天何以罚我苦哇（“天何以刺”），上天把那刑罚降啊（“天之降罔……天之降罔”），祸乱的根源虽然明白了，但事理虽达，情气难平，故不妨让那无辜的天再一次来背黑锅，把它拉来作诗人情感的寄寓物。在这接二连三的呼天抢地、发抒愤懑中，把情感推向了高潮，把诗人那“心之忧矣”、“心之悲矣”的悲愤、伤痛、扼腕长叹息……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次呼天（第七章的“藐藐昊天，无不克巩”），天又成了赞颂的对象，赞天的约束万物，那是为了激励幽王以天为法，改弦更张。这样，天在全诗中各处出现，每一次起的作用皆不同，它是紧紧地联系着诗人的情感波澜，并将这种情感波澜客观化、对象化的。诗人把情感寄寓在物（天）中，假物而为之鸣，抒情进而造艺。这，也就是“叙物以言情”。

全诗中的其他叙述，也应该从叙物言情的角度来理解。这诗一会写到滥罚酷刑，生灵涂炭（一章）；一会写到当权者夺别人的土地、奴隶（二章）；一会写到哲妇的长舌，陷害人，凶狠（三、四章）；一会写到幽王的“威仪不类”（五章）；一会写到良臣贤士的逃亡（六章）。这些东一笔西一笔叙写出来的现象，真有点近乎“断烂朝报”。作者为何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写进诗中？其实，这仍然是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因为当时最引起作者激动和悲愤的，就是国家那种“孔填不宁”“邦国殄瘁”的局面，作者就把形成这种局面的一系列具体现象提了出来，叙述在诗中。这些现象引发了诗人的情感，又寄寓着诗人的情感。那些东一笔、西一笔看似乱糟糟的现象，通过诗人的情感取得了联系，它们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和物化，是一个个涂上了“心之忧矣”“心之悲矣”的情感色彩的“意象”。这些意象元件串接起来构成了整体的情感氛围，整体的诗的境界，适当地表达了作者的一腔悲愤之情。作者叙物以言情，读者见其物而可以会其情，这倒是颇符合二十世纪在中国诗的影响下兴起的西方意象派所要求的“写诗，就是表达具体事物，使这些事物产生的情绪，能够在读者心中升起”（福特语）。

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值得说一下。后儒把温柔敦厚奉为“诗教”，其实，这首诗一点也不温柔敦厚。气愤起来，诗人简直在破口大骂，他骂幽王是“威仪不类”，骂褒姒是长舌妇、是恶枭、是猫头鹰，说她是“厉之阶”，会毁掉社稷（“倾城”），还把周王的苛政比成“蟊贼蟊疾”，还埋怨天、埋怨神（“天何以刺”“何神不富”）……张谦宜说《诗经》“骂人极狠”，曾异撰谓《诗经》“骂人”“骂夫”“骂父”“骂国”“骂皇后”“骂天”“朋友相骂”“兄弟九族相骂”……（《徐叔亨山居次韵诗序》），这《瞻卬》一诗即可见出这“骂人极狠”之一端。当然，《诗经》中也确实有一些“温柔敦厚”的作品。明代的陈子龙对这两类作品有一个精当的解释，他说，当社会危机尚在萌芽状态时，诗人深谋远虑，隐忧世变的将临，自可优游不迫，运用委婉托讽的手法来启发、诱导人们有所醒悟，如《彼都人士》《楚茨》这样的作品。但到了急剧动荡的时刻，形危势迫，诗人触目惊心，发为诗歌，自然就大声疾呼，直抒胸臆。急于震聋发聩，救亡拯溺，那里还可能宽行缓步，温柔敦厚？如《召旻》《雨无正》等作品。故他说：“君子之立言，缓急微显，不一其绪，因乎时者也。”（《左伯子古诗序》）他说的当然只限于政治讽喻诗，在这个领域内，他从时代的变化、表达感情的需要来说明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不同是有眼光的。